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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廣東省委前第一書記任仲夷病逝，享年92歲。19日，一頭銀髮的李銳，在北京木樨地家中，接受本報記者訪問。
問：您如何評價任仲夷同志？
答：聽說他去世後，大家都很震驚，商量要寫一副輓聯。電話中商定，11個人署名，讓人帶到廣東去爲任老告別。這是我們對任老的看法。(讀輓聯)“改革開放，勇當先鋒；自由民主，高舉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改革開放，勇當先鋒”。要知道那個時候光有胡耀邦同志是不行的。當時兩個省，一個廣東，一個福建。沒有任仲夷和項南當政，局面也打不開。沒有任仲夷這麼頭腦清醒，這麼勇敢的人，廣東和深圳特區不會有今天的局面。當年有人對他們兩個人的勇於改革，很不滿意，設法阻攔。項南曾遭到不幸。1985年任老退下來時，跟我說是“安全着陸”。所以改革開放這個局面打開很不容易。“自由民主，高舉大旗”。2004年9月，廣東政協刊物《同舟共進》刊登任仲夷的訪談錄，他談到要學習借鑑國外先進的東西，正式提出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張。
我跟任老直到1979年後才接觸多起來，可以說是志同道合，見解非常一致。他是《炎黃春秋》的顧問，雜誌請他寫紀念胡耀邦的文章。他已經重病不能說話，也不能動筆，後來由我根據他平時談吐，寫了一篇；他看過後，同意署名。
任老退下來後，長期同癌症鬥爭，不僅沒有消沉，反而越戰越勇。他比我勇敢。我有時候打點擦邊球。他是正面的，他是最清醒的人，最勇敢的人。
問：我們今天紀念任老，紀念什麼？
答：紀念任仲夷，關鍵是要搞清楚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歷史。不僅要搞清楚中國的歷史、人類的歷史，東方西方的歷史都要搞清楚，尤其是近代和20世紀的歷史。人類社會的進步無非是靠着革命和改良這兩種手段。可是我們過去只承認革命有推進歷史的作用，而視改良主義爲敵對勢力。其實，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裏，還是充分估計了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對社會進步的巨大作用的。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曾經斷言，資本主義已到垂死階段。我們接受了這種理論，一直搞“興無滅資”，農民賣個雞蛋都要說是資本主義自發勢力，都要加以制止。我在中顧委時，還看到一位老領導下發的“白頭文件”說：“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是完全正確的。”這就未免太昧於當代世界形勢了。
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進步和發展，都有各自不同的道路，但有普遍規律。英國搞《大憲章》後，800年虛君共和，改良至今；法國大革命折騰80年，出現《拿破崙法典》，通過了《人權宣言》，自由思想熔鑄成民族性格；美國獨立戰爭，華盛頓兩任總統後，退出政治舞臺，能官能民，樹立了榜樣。
第二是要把理論搞清楚。要不要理論，到底要搞什麼理論。馬克思對的在哪，錯的在哪，要搞清楚。近來一些學者，提出一種新學說“主客體關係學”，出版了多種有關著作，其中《對馬克思主義再認識》(2003年出版)有任老和我寫的序言。任老在序言中寫道：“亞里士多德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雖然我愛他們倆(柏拉圖和真理)，但把真理擺在前面，纔是神聖的責任。’我認爲，對待馬克思也應當如此。馬克思自己也說過：‘真理佔有我，而不是我佔有真理。’這就是說，馬克思的學說，亦即我們所說的馬克思主義，並非囊括宇宙的全部真理。馬克思的學說和理論，並非不可存疑，並非完全正確。我們敬仰馬克思，並尊他爲革命導師，但對馬克思主義也不能搞‘兩個凡是’，把他說過的話當作能治百病的藥方，視爲千古不變的絕對真理。這樣做，馬克思本人也不會同意，並且要予以駁斥的。”
任老認爲共產黨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衛者。在真理同謬誤鬥爭的關鍵時刻，是決不允許絲毫膽怯、猶豫、徘徊的。否則，還算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我們黨不能堅持真理、捍衛真理，還算什麼共產黨！
第三是黨的性質和歷史要搞清楚。我在《廬山會議實錄》中寫過這樣的感嘆話：這是黨的中央委員會，竟沒有一個人爲彭老總說半句公道話。我還在書裏引用了杜牧的《阿房宮賦》中的幾句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復使後人哀後人也。”1000多年前的文人就有這樣的見識，難道我們不能從中得到啓發嗎？
這三大問題，我們這些老傢伙比較清楚，可能稍微有點量的不同，但本質上是一致的。紀念任老爲什麼呢？就是爲了要讓中國真正跟着世界的潮流，跟着世界普遍普適的規律前進。人類歷史發展普遍的、從理論到實踐證明了的道路是什麼呢？就是“五四”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當年所說的民主，是包括自由與法治在內的)，加上現在認識到的市場經濟。這些都是任老在位時和退下來後推進、實踐的東西。
問：難得的是任老能堅持說真話……
答：這個就同個人的品德有關係啦。頭腦清醒、品德不好的人更誤事。人的品德更重要。恩格斯說，每個人都受三種限制：一是時代的侷限，二是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的限制，三是思維能力、智商的限制。我還要加一條，受品德的限制。
自古以來，由於漫長的封建專制和三綱五常的影響，中國人慣於眼睛向上。這也是魯迅早就總結過的，做奴隸和做奴才的分別。做奴隸是不得已，做奴才就太可恥而且可悲了。
我曾在《八十進八有感》詩中寫道：“惟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任老是堅決主張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同政治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的。他正式向媒體發表過立法、司法和行政相互制衡的主張。
任老說：現在腐敗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立法、司法和行政這三種權力的相互制衡，其本質只是制約權力的手段。西方國家幾百年的實踐已證明，這種制度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非常有效。就像市場經濟能有效配置資源一樣，這是人類創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
最後，介紹我寫任仲夷的一篇文章《誰人不仰原前老》。這是幾年前廣東教育出版社出版《改革開放中的任仲夷》一書，召開發行會時，約我參加，當時因病不能前往，以此當作我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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