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前，中日關係乍暖還寒，積極因素雖然不時出現，但整體趨於平淡，堅冰一時難破。如何理解中日雙方存在的分歧？雙方能否走過危機四伏的困難時期？對中日關係有着重要影響的中美關係到底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中國如何打消日本對中國快速發展的疑慮？帶着這些問題，《時事報告》專訪了原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現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先生。
記者：周恩來總理曾經說過，中日關係是“兩千年友好，五十年對立”，兩國長期友好的發展歷程對眼前的困難有哪些啓示呢？
鄭必堅：中日關係的發展歷程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啓示，就是一定要有大局意識和務實精神。當我們雙方能夠清醒地把握大局，又以務實態度對待種種實際問題的時候，就可以抓住機遇，把中日關係推向積極方面發展；反之，就會發生戰略誤判，就會人爲地誤事，喪失本來可以抓住的有利時機，以至於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實踐反覆證明，只有堅持大局意識和務實精神，才能不斷增信釋疑，促進中日雙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記者：應該說，雙方都不願看到中日關係繼續惡化下去，但要想一起走過眼前這困難時期，就要回到和平發展的軌道上來。爲此，雙方需要在哪些方面達成共識呢？
鄭必堅：雙方至少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達成共識：
第一，中日關係現狀不利於兩國構築和發展面向未來、互信互利的關係，也不利於兩國作爲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共同推動本地區的繁榮與發展。雙方應充分發揮智慧，共同努力克服困難，使兩國關係特別是政治關係儘快回到正常發展軌道。
第二，當前中日政治關係面臨困難，越是在這個時候，雙方越要大力加強彼此間的友好交流與務實合作，要化挑戰爲機遇，推動兩國關係的改善和發展。一個重要的着眼點就是要推進兩國經濟、文化、教育、科技等非政治領域的務實合作，要進一步活躍兩國人民之間特別是青少年一代的各種形式的交流。在此基礎上加深瞭解，增進理解，減少誤解，爲兩國政治關係的改善創造有利條件。
第三，在當前形勢下，媒體的作用顯得更加重要。兩國雖然體制和國情不同，但媒體所起的作用都同樣重要。在信息化時代背景下，如何應對網絡媒體的影響，是雙方應當高度重視和研究解決的新課題。兩國政府應加強對媒體的正確運用和引導，努力使兩國人民客觀準確地瞭解和認識對方，理性、善意地看待和把握對方國家的發展變化。這有利於遏制兩國國民的情緒化對立，逐步扭轉兩國國民感情惡化的勢頭。
第四，應本着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精神，進一步改進和加強雙方政府外交和民間外交的工作。
記者：在看到上述幾點共識的同時，我們當然也注意到雙方也還存在一些分歧。如在靖國神社這一影響中日關係全局的癥結問題上，雙方的認識存在一些差異。同時，對於中國的發展，日本的變化，雙方也是見仁見智，看法有所不同。中日雙方都缺乏對對方的信任，以致於有人說中日關係的改善是“信，則靈”。如何理解雙方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呢？
鄭必堅：在一些問題上存在矛盾和分歧是正常的，正因爲如此，中日雙方纔應該坐到一起進行坦誠的溝通。如果沒有分歧，沒有交鋒，就不符合國際關係的客觀規律了。當然，絕對不是爲了交鋒而交鋒，更重要的是通過交鋒，能夠找到符合客觀實際，符合我們雙方利益的答案，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句話“真理愈辯愈明”。
雙方應本着務實的態度來認識彼此的分歧，我想着重強調以下三點：
一是如何看待中日關係中的問題。我認爲中日關係面臨的問題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雙方應以發展的眼光加以認識，用發展的辦法加以解決。現在中日關係確實面臨政治上的困難，但同邦交正常化時的情況是不能相提並論的。當時那麼大的困難都解決了，我們更沒有理由解決不了現在的困難。中日關係經過30多年的發展，彼此間的合作已經滲透到各個領域，而且相當深入。與此同時，中日兩國都在變，整個世界都在變。我們不能用消極、倒退的辦法去解決問題，而應通過加強合作，擴大交流的辦法，推動問題的解決。我們就是要把兩國關係的積極面做大，這樣消極面就會相對縮小，就會有利於兩國關係向好的方向轉化。
二是信心問題。現在我們兩國都有一些消極的議論，對中日關係前景持悲觀懷疑的態度，甚至有些人信心出現動搖。這是不可取的。我認爲，在兩國關係發展相對順利的時候，我們不能盲目樂觀；在兩國關係遇到困難的時候，則不能變得不知所措，無所作爲。這個世界是充滿矛盾的世界，推動世界的進步與發展，就是化解挑戰、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日關係也不例外。我們要始終堅信發展中日友好，符合我們兩國的根本和長遠利益，符合兩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意願。現在我們兩國關係遠遠不是敵對或戰爭狀態，與邦交正常化前存在本質的不同。我們是友好國家，兩國在1998年宣佈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這一點沒有變化，我們視日本爲自己的朋友和夥伴。小泉首相強調中國的發展對日本不是威脅而是機遇，也表達了這個思想。因此，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中日友好的生命力，我們應始終充滿信心，絲毫都不能動搖，不要爲一時的困難所嚇倒。
三是責任問題。鄧小平先生講過，“我們應該把中日關係放在更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第一步放在21世紀，還要發展到22世紀、23世紀，要永遠友好下去，這個問題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其他問題的重要性”。中國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徵有過這樣的名言，他說，“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我想，把這句話用到現在的中日關係上是再貼切不過了。所謂根本，就是中日世代友好，抓住了這面旗幟，就是抓住了要害，抓住了關乎我們兩國子孫後代的百年大計。所謂泉源，就是利益，或者說是利益的交融，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要從更高的層次、更長遠的角度尋求新的利益匯合點。尋求和擴大共同利益的一個有效途徑就是雙方要加強溝通、交流、理解。而這就要求我們從長遠戰略高度把握好兩國關係的未來。我們既要立足當前，結合現實，又不能侷限於一時一事，要超越現實當中的一些具體問題，站得高些，看得遠些，把握好兩國關係長遠發展的大趨勢，對兩國關係的發展作出長遠展望。雖然我們面臨現實的挑戰和困難，但只要我們時刻意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迎難而上，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只要我們盡到了自己的責任，我相信，歷史就會記住我們，我們的子孫後代就會說我們爲他們做了功德無量的好事。
記者：中日雙方在您說的三個問題上達成共識，就有可能一起走過當前的困難時期。但是，中日關係雖然有其獨立發展的一面，卻在客觀上受中美關係的影響極大，美國的態度是思考中日關係中不可不考量的一個關鍵因素。
鄭必堅：中美關係對中美雙方來說，都是最重要也是最複雜的雙邊關係。在中美兩國已成爲從生產和消費兩端推動當前全球經濟發展雙引擎的新形勢下，加強中美雙向互動、促進旨在增信釋疑的積極溝通，對中美雙邊關係健康發展和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
應當着重指出的是，在今年上半年美國國內關於中美關係的大辯論中，布什總統、賴斯國務卿和一些美國政要堅持以中美雙邊關係的大局爲重，務實地迴應中方的誠意和善意。佐利克先生關於中美關係的重要演講，可以說是近年來美國高層對中美關係所作的一次明確的政治表態，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提綱挈領的有分量的表達。這些對於解決中日關係中存在的問題都將很有幫助。
記者：中國的發展改變了東亞乃至世界的格局，引起了日本乃至美國的疑慮，中國怎樣才能讓資源短缺、危機感非常強的日本消除不安心理呢？
鄭必堅：是經濟全球化成全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國無意於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經濟全球化提供了不必對外擴張和爭奪殖民地去掠奪別國資源，而可以通過全球化條件下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流動，去獲得中國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國際資源這樣一種新的歷史條件。當然，現存國際秩序也有許多不合理之處，所以我們主張用改革的辦法而不是別的什麼辦法來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現在中國政府奉行的內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臺海局勢謀求和解。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走上和平崛起發展道路以來，中國共產黨就始終堅持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法治國家以及先進文化與和諧社會結合起來。所謂民主政治、法治國家，就是把人民當家作主同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結合起來，在堅持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前提下發展最廣泛最充分的人民民主。我們的經驗表明，民主與法制是密不可分的，不要法制的所謂“大民主”只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而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則會給中國人民帶來福祉。
記者：中日有着兩千多年密切友好的邦交歷史，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是日本學習中國，後來是中國學習日本，兩國存在多方面的文化體認。本着“以史爲鑑、面向未來”的精神，您能描繪一下中日關係未來的藍圖嗎？
鄭必堅：中國歷史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和爲貴、和而不同，講信修睦、善待鄰邦，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正如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說過的，“中國會變成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只要中日兩國政府能夠繼續“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中日關係就會迎來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