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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學校沒有好壞之分，只有遠近之分”
繼11月3日起本報連續推出西部代課教師、教育經費投入等報道，關注義務教育的東西部差距、城鄉差距之後，今天，本報再次在頭版推出一組關注城市內部的義務教育公平的報道。
本期聚焦安徽省銅陵市治理“擇校費”的實踐。這個城市，在全國“擇校風”盛行的大環境下，逆勢而動，積十年之功，創造了一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範例。其卓爾不羣的經驗就在於，優質教育資源真正向弱勢學校傾斜，而不是向“重點”學校傾斜；資源傾斜不僅限於經費傾斜，更在於校長、師資在各校之間輪換；將重點高中的招生名額平均下放各初中，緩解義務教育階段的各初中之間的應試競爭壓力。
我們期待，銅陵經驗能在整個中國的城市推而廣之，實現教育公平的理想，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陳至立批示總結銅陵經驗
今年9月開學報到之後，安徽省銅陵市十五中教務處主任柯曉霞照例從800多份戶口簿中挑出“可疑對象”，分派給幾位年輕的教師，讓他們挨家挨戶去查。
銅陵這樣的做法已經有10年之久。語文老師徐亞平曾“查過戶口”，他大熱天踩着單車，查了20個“可疑對象” ，結果發現都在“片”內——按照這個城市“劃片招生，就近入學”的政策，他們都是“合法”的學生。
今年10月，“全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研討會”在這個並不知名的小城市召開。國家教育部基礎教育司義務教育處處長王民養在會上指出，銅陵在推行有效遏制“擇校風”方面創造了奇蹟，這證明“推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不是不可爲，而是願不願爲”。
去年12月，教育部的一個調研組到銅陵檢查評估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工作，專家們上街隨機詢問銅陵市民，路人的回答是，“這裏的學校沒有好壞之分，只有遠近之別”。
早在6月份，國務委員陳至立曾就“銅陵推行教育均衡、消除擇校風”作出批示，對“銅陵奇蹟”給予充分肯定，要求認真調研總結經驗。
在全國各地擇校風愈演愈烈之際，銅陵這個僅有70萬人的城市成爲中國教育界關注的焦點。有專家評價，“這裏，也許是中國惟一的義務教育階段沒有擇校的城市。”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雷萬鵬認爲，銅陵會議是近年來由教育部召開的第一個在探討實現教育均衡具體措施方面的會議。 “其實教育不均衡現象由來已久，且愈演愈烈。各地對此心知肚明。”他說，“銅陵經驗的可貴之處，不在於取得了多大成績，而是當地政府在消除教育不均衡上所表現出的努力和勇氣。”
銅陵會議期間，雷萬鵬特別注意到，在這個城市的兩所“薄弱學校”，竟然各有一所“逸夫樓”——在別的城市，這樣的樓往往只建在最好的學校。
“空中飛人”與“廁所戶口”
然而在十多年前，銅陵的擇校風之盛並不遜於其他城市。
銅陵的“擇校”現象，有其獨特的歷史原因。在這個有中國“銅都”之稱的城市，學校主要有兩類，一類是礦區企業所辦學校，其人財物由企業投入，另一類是市屬學校，多由市教育局直管。兩類學校各佔一半左右。
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工礦學校隨着礦產資源的枯竭而越來越差，爲了給孩子找一個好學校，許多礦區家長將孩子往市區學校送，這使得市區學校壓力驟然加大，本已存在的擇校風，也因此愈演愈烈。
那是一段讓很多銅陵人刻骨銘心的歷史，每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教師，都可以講出一連串的擇校故事。
這些故事，又大都與“戶口”有關。
1987年，銅陵市按照義務教育法精神，取消了小學及初中重點學校，同時也取消了初中升學考試，在小學和初中實行“劃片招生，就近入學”政策。結果，抽去了升學考試這塊擋板之後，向來重視教育的銅陵人，都開始挖空心思地往被取消了“重點”稱號的重點學校擠。“重點是取消了，但學校的差別明擺着。”一位銅陵家長解釋說。這位精明人很快找到市實驗小學片內的親戚，然後通過派出所的“關係”把小孩戶口“掛”進去，這樣，小孩就順理成章地進入了這所當時被認爲銅陵最好的小學。
一些離奇的現象開始出現。比如，除了上面所提的“掛戶”，還有換戶——在學生上學之前，兩家戶口臨時調換；空戶——只找個房子，登記個戶口，其實卻沒人；假戶，連人帶房子都沒有。這些形形色色的戶口戰，被當地教育界戲稱爲“空中飛人”。
一位老師曾按某學生戶口簿上的登記地址去家訪，結果發現那裏竟然是一個廁所。銅陵市教委原副主任汪其惠所住的樓房只有6個門洞，結果他發現一名學生的戶口簿上，登記的跟他是同一座樓，但卻冒出來個“7單元”。
而銅陵市當時的一項政策，則把這種現象漸漸推向了極致。1991年前後，爲了籌措城市發展資金，銅陵市政府將7000多個戶口指標以每個5000元的價格賣給外地人，結果，有5700多個買戶口的全是學生家長。掏錢的家長們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爲了上城裏的學校。
據瞭解，當時市一中初中部每年片內學生數不過600人左右，然而有的年份學生報到的一度達上千人，幾乎超了一倍，顯然，其中絕大部分都屬於買的戶口或者“空中飛人”。班級根本裝不下，無奈之餘，學校只能拒收部分學生，結果又引發了矛盾，沒能進入市一中的家長紛紛赴市委、市政府上訪，質問爲何別人可以，而他們的孩子進不了市一中。
1992年，銅陵市由紀委、教委、公安局、監察局四部門聯合就市一中初中招生問題出臺文件，明確禁止“掛戶”等行爲。由四部門聯合出臺文件治理擇校，這在全國很可能絕無僅有。
對此，銅陵市教委原副主任汪其惠印象深刻，“當時的擇校問題已經到了不治不行的地步”。
從那時起，老師“查戶口”便開始出現，並形成慣例沿續至今。
現在的銅陵，儘管十五中(原一中初中部)仍被多數人認爲是最好的初中，但與其他各校相比，已經沒了明顯差距— —這被認爲是銅陵市區義務教育階段不擇校的根本。而銅陵市市長張慶軍的小孩就讀的就是二中，而不是被認爲可能更好些的十中、十二中或十五中。
“一個校長決定一所學校”
1992年銅陵四部門聯合出臺文件之後，擇校之風並未應聲而止。一些或者精明、或者有“關係”的家長，仍然能擠進當時的市一中(現十五中)。政府儘管措施不斷，比如，爲了規避過多的“投親靠友”現象，規定只有小孩與父母同住纔算在“片”內，此外還規定戶口在升學前某時間段內變遷無效等等，但是，來勢洶洶的擇校風仍難以遏制。
“事實證明，對於擇校只靠堵是堵不住的，也是不應該的。”汪其惠說。
於是，加強“薄弱學校”建設，縮小各學校之間的辦學差距，就成爲解決擇校問題的必然要求。這被汪其惠認爲是“治本之策”。
從1996年起，銅陵市教委陸續從市區中學及教委機關調骨幹到周邊薄弱學校任職，比如將教委辦公室原主任黃壽嶔派至西南郊區的九中，將教委教研員朱閂根派至剛剛整合而成的望江亭小學，現任教育局副局長徐少明當時被派至因嚴重污染喪失生源的七中當校長。近年來，銅陵先後將30多位市區教學骨幹派至薄弱學校。
在這個過程當中，銅陵五中堪稱範例。
孫致慶至今仍清楚地記得1996年8月21日這一天。當天，教委原黨委副書記、現教育局長金燕送他與正校長孫錫山赴銅陵五中上任。一同去的，還有另一位副校長劉源泉。
這是銅陵市教委爲五中精心搭建的班子。3人均爲原單位業務骨幹。事實上，3人開始都不願赴任，並都找到了充足的理由拒絕。但最後，因爲是黨員，他們仍不得不“服從組織安排”。
孫致慶回憶，當時五中的情形是：野草從生，牛羊遍地，教室裏到處是菸頭、紙牌。
更嚴重的是，市區堅持的“劃片招生，就近入學”在此根本行不通。生源年年大量流失，學樣附近一家工礦企業是五中的主要生源片區，結果這裏凡是科級以上的幹部，都把小孩遷至市區上學。孫致慶剛上任時，全校學生僅有567人，其中高中3個年級共計64人，可謂享受“研究生待遇”。與此同時，全校有20名教師申請調動。
劉源泉將以上概括爲“學生思轉，家長思遷，教師思調”。
目睹此種境狀，3人痛下決心改變，併爲此立下君子協定：每天6時之前準時到達五中。爲此，他們必須趕早晨5點半的4路首班車。通常，這班車上僅有5個人，3個校長，外加兩個早起到郊區的豬肉販子。長此同行，校長們與豬肉販子成了朋友，此後買肉可便宜幾毛錢。
爲了招得生源，三校長在片內家家拜訪，此外還一度跨江赴外地招生。經過努力，生源穩住了，稍稍帶點幸運的是，次年學校竟然出了11個本科生。以前招錄一名飛行員本科生都要敲鑼打鼓的五中，由此聲名大振。
談及“扶持弱校”，孫致慶認爲，根本在於政府要有公心，對弱校真正傾斜。至於如何傾斜，“錢在其次，人才是第一要素——一個校長決定一所學校”。
不過，銅陵市政府同樣在財物方面向各薄弱學校傾斜。孫錫山上任後不久，五中便從教委分得26臺486電腦，而當時一中用的不過是286。
“中考移民”與“擇班擇師”
在銅陵，能進市一中就等於一隻腳踏入了大學。家長們讓孩子上好初中的直接目標，就是爲了能考取一中。但1998年起，銅陵一中被要求“定向”招生，這一措施被前來銅陵參加“全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研討會”的多位專家認爲是銅陵市區實現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和扶持弱校的一種制度化努力。
這一年，銅陵中考發生了一個顯著變化，市教委所屬的各所初中，皆按“人頭”——而不是學習成績——分得佔總額30%的市一中高中名額。此舉讓那些教學質量相對較差的初中大爲高興，卻讓一中校長方興“耿耿於懷”，因爲此舉意味着他不能全部招到最想招的學生。今年由於生源原因，銅陵一中破例出現了“公費生”未能考上本科的現象，方興認爲很大程度上是“定向”招生的原因。
今年從銅陵十五中畢業的劉明(化名)就是一個例子。他甚至後悔上了這所被家人認爲是全市最好的初中，以他的中考分數，如果在一所較差中學的話，本來是可以上一中的，可是因爲在十五中的緣故，他落榜了。
今年，各校“定向”比例擴大到60%，這使得各校內部考取一中的分數線，最多能差到40分，並導致出現許多劉明這樣的“冤枉”個案。
於是，“中考移民”悄然興起。
爲了增加考取一中的概率，精明的家長們想到了這樣的辦法：小學升初中的時候，讓孩子進入一所相對較差的學校，然後保留學籍，再到教學質量較好的初中“借讀”。這樣中考的時候，仍可以用原來學校的名額。或者相反，在一所相對較好的初中就讀，快到中考時，通過關係轉移學籍，去佔弱勢中學的“便宜”。這種做法，表面上看跟以前的中小學擇校正好相反，然而實質卻完全相同：都是爲了讓孩子能考上一中。
“中考移民”也很快引起銅陵市的注意。今年9月，市教育局出臺文件，加強了初中學生學籍的管理，要求“人在籍在”，明文規定在畢業學校就讀滿兩年的學生方可享受切塊指標，且初二、初三的學生原則上一律不得轉學。
另一種區別於傳統“擇校”的現象是，在銅陵市小學、初中擇校現象已經不再明顯的情況下，“擇班”、“擇師”現象愈發突出。對教育越來越內行的市民們漸漸相信，給孩子找一所好學校還不如找一個好老師。在不少中學，由於“擇班”驅動，一個口碑好的老師所帶的班多達七八十人非常正常。而在某小學，一位“名師”所帶的班中竟然有80%是憑“關係”進去的。對於這種現象，銅陵二中副校長孫致慶深感無奈。“惟一的辦法，就是提高其他老師的教學素質。”
對於銅陵治理擇校的成果，儘管已經受到教育部的肯定，但當地政府仍儘量保持低調。本報記者試圖就此採訪銅陵市有關領導，均被婉拒。市教育局副局長徐少明坦言：“我們只是在市區範圍內基本實現無擇校現象，城鄉之間的差距還是明顯存在的。”
此言不虛。記者調查得知，遠在礦區的一些家長，有的仍然到市區“擇校”，爲此，他們寧願在城區租房，忍受每天上班奔波之苦。而另有少數家長，則幾家包租一輛麪包車，每天接送各家小孩到市區上學……
“爲了一切孩子”
分管普教長達12年的教委前副主任汪其惠，是銅陵推行義務教育均衡的見證人和推動者。不過，在他看來，無論是“劃片招生、就近入學”，還是定向切塊，都不是銅陵的發明。“我們只不過是根據義務教育法和教育部、安徽省有關文件精神照做了而已”。
在教育界有這樣一句名言：“爲了一切孩子，爲了孩子的一切，一切爲了孩子”，而汪其惠最看重的是第一句。
1991年銅陵市“賣戶口”之後，市區中小學遠遠無法滿足上學需要。許多本來期望通過買戶口在銅陵上學的外地人叫苦不迭，因爲他們是第一批被擋在學校門外的戶主。汪其惠對此深感不滿，“既然賣給人家戶口，爲什麼不讓人家上學？ ”結果，通過他的努力，許多外來戶解決了上學問題。一個外地人找到汪其惠，沒花一分錢上了學，他大感驚訝：就這麼簡單？汪其惠說，你小孩有銅陵戶口，當然得有學上。
孫錫山上任五中之後，由於高中生源嚴重不足，向市教委請示向外地招生。因爲當時尚無先例，有人對此表示了疑慮。汪其惠雙手贊成：“不少市領導的孩子不就是外地生源？他們能上，爲什麼別人不能上？”當時，銅陵市領導有幾位原爲上海知青，他們的孩子通常是上海戶口，但在銅陵讀書。
除了被稱爲“公道”，汪其惠還被認爲“頭難剃”。某年中考，未經教委同意，一中校長受到某位市領導的壓力，私下招收十幾名擇校生。此事不知被誰捅出，市民議論紛紛，有人向市委、市政府上訪。主管普教的教委副主任汪其惠得知後大怒，堅持讓一中校長公開檢查，有領導爲其說情，汪其惠稱：“他不寫，我就辭職。”最後，一中校長迫於壓力“違心”檢查。時隔多年以後，汪其惠堅持認爲自己的做法是正確的。“招生秩序全給打亂了，(如果不這樣)以後教委就沒法工作了”。
對此汪其惠有深刻教訓。在一中校長寫檢查事件之前，有一年爲了緩解教委和一中的壓力，教委決定在中考基本完成錄取工作後，再放出40個一中自費生名額。錄取之前一天，各“關係戶”接到電話，被告知次日到銀行排隊交錢辦手續。然而，此事仍然迅速在這個小城傳開。結果第二天，銀行門前排起了長龍，市民爭相交錢進一中。有人擔心趕不上名額，乾脆連包帶錢往銀行櫃檯上扔。此事之後，銅陵市民長了“經驗”，次年中考，許多隻能考取普通高中的學生堅持不轉檔案，等着一中再放名額。招生秩序爲此大亂。“招生是個萬衆矚目的大事，口子一旦放開，就很難合上了。”汪其惠說。
因爲擇校生名額問題，汪其惠“得罪了不知多少人”。“我幹教委主任憑的是天地良心。”汪其惠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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