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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早報網7日登載香港資深事時評論員邱震海的文章稱，美國總統布什11月21日剛離開中國，中共中央黨校前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第二天就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了《中國共產黨在二十一世紀的走向》一文。仔細閱讀鄭文，就可發現這其實是對9月21日美國常務副國務卿佐利克演講的迴應，而且在相當程度上預示着，中美在一系列十分敏感的問題上已經開始其思維對話和磨合過程。
中美磨合：三大範疇和三個階段
文章指出，在中國崛起和中美關係重新磨合與定位的過程中，中美其實面對三大範疇的敏感問題，即：一、中美意識形態差異；二、中國崛起對國際政治秩序、經濟秩序與和平環境的衝擊；三、中美價值體系良性互動前景。中美之間中短期內出現的所有問題，最終都可被歸結爲上述敏感問題的衝突。因此，坦率地就上述敏感問題進行思維對話，已經成爲中美雙方一個迫切需要面對的問題。
如果說，佐利克發表演講之前，中美在一系列敏感問題上的磨合還處於隱性狀態，那麼佐利克演講之後，尤其是隨着鄭必堅迴應文章的發表，中美的這一磨合開始進入公開、坦承的階段。
實際上，中美在上述三個範疇上的磨合或思維對話，迄今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佐利克演講之前，中國崛起勢頭已經展開，而美國鑑於其與蘇聯冷戰的不愉快經歷而對華充滿疑惑和警惕；二是佐利克闡明美方解讀和立場；三是上週鄭必堅的迴應。
層層解開核心敏感點
文章認爲，三個發展階段中，中美在上述三大範疇中的思維磨合和對話，雙方觀念從模糊到清晰，從有距離到接近，正呈現出良性互動的態勢。
在第一個範疇(即意識形態)裏，美國的傳統顧慮是：作爲共產黨國家，中國將會步蘇聯後塵，走對內專制和對外擴張道路，並以此形成與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對峙局面。
這一階段，美國內部的鷹鴿兩派經歷了激烈交鋒，終於形成佐利克演講的基調，即美國對中蘇兩個共產黨國家的政策有所不同。美國當年對蘇政策主要是隔離、遏制，最近30年對中國的政策一直是希望能夠將中國融入到國際社會。與前蘇聯不同的是，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不認爲自己正在與全球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進行搏鬥。
對此，鄭必堅在文章中明確表示，中共不會走蘇共道路。中蘇兩國的共產黨在1979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決定，蘇共決定出兵阿富汗，而中共則決定改革開放。因此，由蘇共經驗推導出中共會步其後塵的思維並不正確。
第二個範疇(即中國崛起的全球影響)是中美磨合的最關鍵之處，又可分爲三個部分，即國際秩序、經濟秩序和臺海問題。
在國際秩序方面，美國決策層之前一直認爲，中國崛起會對美國構成威脅。佐利克演講已適度修正了這一觀點，認爲中國領導層發展經濟，不以挑戰美國爲目的。對此，鄭必堅文章明確表示，中國不會挑戰現存的國際秩序，更不會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
在經濟秩序方面，美國之前一直擔心中國將因崛起而重複所有大國崛起的老路，即掠奪全球能源，佐利克在演講中，將中國近年四處尋找能源之舉稱爲“一舉鎖定全球能源供給”。鄭必堅在文章中迴應說，中國崛起是基於全球化寄予的機遇，因此將透過全球化市場流動的方式獲得能源，暗示不會在能源問題上對美構成挑戰。
軍力和臺海問題是中國崛起範疇內最敏感的問題。無可否認，對臺海問題的處理，恰遇中國崛起的歷史期，再加上北京不願承諾放棄武力，因此兩者相加很容易爲外界解讀爲中國正在重複德日崛起之路。佐利克演講再次提出這一質疑，並敦促中國使軍力透明化。
核心價值觀如何互動？
文章說，對此，鄭必堅的文章提出了一個令外界猜疑紛紛的論點，即中國謀求臺海和解。鄭文既未明確承諾放棄武力，也未明確將臺海問題定位成內政或國際問題，而是提出將“臺海和解”作爲目標，至少在一個側面嘗試說明，中國崛起的和平取向，以及臺海問題並非一定與中國崛起進程掛鉤。
當然，中美關係中最敏感的和最不確定的，是雙方未來在價值體系上的互動。按照雙方傳統思維，中美核心價值觀應當存在本質衝突。但佐利克演講的“雙刃劍”效果在於，一方面表示“不想透過自由削弱中國”，另一方面又以“股東”的提法，暗示希望中國融入美國的自由價值體系。佐利克同時還要求中國開啓“和平的政治過渡”。
對此，鄭必堅在文章中迴應說，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和平崛起進程以來，中共就一直將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作爲追求目標。中華民族多災多難，中共目前有兩大歷史任務，一是維護國際主權和領土完整，二是發展中國現代化，這也是目前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鄭必堅的這一提法，一方面試圖縮小在自由、民主、法治等價值觀方面與美國的現存差異，另一方面也從歷史發展角度解釋中共實行現有體制的理據。
文章最後指出，中美在一系列最敏感問題和核心價值觀念上展開公開、坦承的互動，卻值得人們高度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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