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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利益鏈下的瘋狂
2005年9月9日10時，上海市福州路英孚教育二樓教室，一位英國老師和30名中國學生捲入了一場名爲“‘持續時間最長英語課’的吉尼斯世界紀錄大挑戰”風暴。
在長達72個小時的課時裏，師生們只有每隔八小時15分鐘的休息時間，堅決不允許睡覺。醫務人員隨時待命。他們要在三天三夜無眠的狀態下，學完原本長達三個月的英文課程——這是一場徹底的瘋狂。
似乎沒有一門學科能像英語那樣引起國人如此的狂熱。
在中國正規的學歷教育中，小學三年級開始開設英文課程，及至博士畢業，16年始終如一。另有各類職業培訓、公務員考試、職稱評定、公費出國留學等場合，英語都是必過關卡。甚至連出租車司機、賓館服務員和娛樂場所接待人員等等，都有英文要求。
英語教與學，就像一場全民運動。
考試利益鏈
“英語要考試，所以要學好。”對於爲什麼學英語，太原市初中生姚瓊的回答就這麼簡潔。
在她即將面對的初中升高中考試中，英語是必考重點科目。其後還有高考,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乃至研究生、博士生入學考試。如果姚瓊大學畢業以後要出國，還有託福、GRE、雅思等着她；畢業以後參加工作，評職稱也要進行英語考試——小姑娘姚瓊要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英語必考系統。
其中影響最深最廣的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是由國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全國性教學考試，配合1985年的新大學英語教學大綱出臺。教育部委託“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負責設計、組織、管理與實施。
有統計說，2005年大學英語四六級報考人數已達到600萬人。在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改革之前，很多高校規定：英語四級不通過，不能拿學士學位；六級不通過，不能拿雙學位，也不能拿碩士學位。用人單位招聘，六級證書也往往成爲必要條件。
復旦大學管理學研究生小鄧參加過的英語考試除了國家四六級外，還有託福，GRE，以及上海英語高級口譯證書。“這就像種癔症，被一種力量推着，開始是不得不考，後來就欲罷不能。我當然知道就算考了口譯證書，我也不能去做翻譯。”小鄧這樣告訴《瞭望東方週刊》。
據中國外語教育研究中心2004年10月的調查顯示，56%的非英語專業在校大學生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英文學習上，另有19%的學生幾乎把絕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學英文。
考試作弊也有了“行業”的味道，四六級考試連續多年泄題。Google中與“英語槍手”相關的檢索條目，達33萬條之多，代考已成公司化運作，無論買家還是賣家，都能找到符合需要的人。重慶大學學生劉光旭在2005年大學英語四級考試中替考，作弊行爲敗露後，試圖逃跑時摔成重傷不幸致死，成了爲英語“殉職”第一人。
2005年2月，教育部出臺四六級考試改革新規。教育部副部長吳啓迪澄清：“四六級考試一向採取‘學生自願報名，學校自願參加的原則’，無論是教育部還是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從未硬性規定過高校必須參加這項考試，更沒有要求過四級考試的成績要和學位掛鉤。”
中國農業大學等16所北京高校達成的共識卻是——“四級證或四級成績暫不會與學位證脫鉤”。中國農業大學教務處副處長譚豫之表示，這對各校英語教學有很好的推動作用；更重要的是，社會很多用人單位仍然把四六級證書作爲考覈應聘者的硬性標準之一。這也是對畢業生的未來負責。
爲分得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一杯羹，各類校內、校外輔導班紛紛開辦。“英語考試變成了衡量學校成績的標準，衡量教育官員政績的標準，主管考試的人得名，有的還可能得利，同時催生育肥了外語培訓市場。”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表示。
爭食300億元大蛋糕
“英語是個名利場，想賺錢而資金又不多的人會盯着這塊肥肉！”滬上一家英語培訓機構的小老闆周文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復旦大學青年英語教師範先生的說法或許最直截了當：“英語培訓產業快成爲中國最大的無煙工業之一了。”
範先生所說的“無煙工業”絕非空穴來風。
專家預測，我國英語培訓市場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保持高速增長，到2010年我國英語培訓的市場總值可望達到300億元。
那麼，在已有的150億元的大蛋糕中，都有哪些人在爭食呢？
據長期從事英語培訓教育的業內人士介紹，目前的英語培訓產業主要由四種力量組成：
第一種是各大高校延伸出來的英語培訓機構，比較傳統；
第二種是外資教育培訓機構，比如英孚教育、華爾街英語等等，他們的目標顧客比較高端；
第三種是國內知名民營培訓機構，如新東方、新航道、李陽瘋狂英語等；
第四種是起點很低但數量龐雜的一般民營英語培訓機構。
其中，外資英語培訓機構因爲針對高端市場，收費頗高。以華爾街英語爲例，該公司的培訓模式是將英語分成17級，其中前12級爲普通級，後5級是商務級，而每級的收費高達7000多元，連讀9個級別的收費則高達36000多元。
民營英語培訓的成功代表無疑是新東方。這家號稱擁有百萬學員、留學美國者大半曾到其處培訓的英語學校，以收費大衆化著稱。由於其龐大的學員數量，2004年該公司的收入已達七億元。
除了教學培訓，教輔材料也是英語培訓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外語出版行業當之無愧的老大外研社爲例，其2004年的碼樣超過11億元。
連性病遊醫也辦“英語班”
周文，20世紀90年代中期畢業於北京一所著名語言大學的英語專業。爲一個在非洲經商的浙江老鄉當了幾年翻譯後，他拿着存下的幾十萬儲蓄，來到北京投入英語培訓產業。
幾年打拼下來，他對北京的小型英語培訓機構的運作模式已頗爲熟悉。
“無論什麼人似乎都能做英語培訓，目前的英語培訓市場非常混亂。”周文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並講了一個十分荒誕的例子。
一個老家在江西專治性病、不孕不育症的遊醫，自持在農村當過幾年赤腳醫生，又有高中文憑，在東北無證行醫數年。後聽其在北京讀大學的兒子說現在英語培訓市場很火，恰好他兒子也正在周文的英語夏令營做輔導員，這個遊醫馬上意識到，英語培訓是一個新的賺錢營生，便招了幾個在北京讀書的大學生、農村中學退休老教師(也就是後來他對外稱之謂的資深權威英語大師)和一個哈薩克斯坦國籍在中國賣唱的乞丐(也就是外教)，回到江西省一個地級市開班招生，竟然也拿到了數十萬元的年利潤。
周文將這種連性病遊醫都在投資英語培訓市場的現象，歸責於英語培訓市場進入門檻太低。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現在英語培訓市場誰都可以做，最低的門檻可以低到只要能請到懂英語的大學生，拿出幾萬元啓動資金，然後掛着幾個故弄玄虛的口號，就可以辦英語夏令營甚至培訓班。市場整體良莠不齊，急功近利的心態十分嚴重。”
北京新航道學校校長、原新東方學校總裁胡敏對英語培訓市場的諸多問題也頗爲擔憂。
這位資深英語培訓專家，認爲中國的英語培訓市場目前存在三大困境：缺乏創新和自主研發教材，一代又一代的老師重複類似的講義，甚至重複着類似的調侃故事；缺乏懂管理和懂培訓的專門人才；政策變化減少了培訓機構生存空間。
監管漏洞於是出現。上海環亞西文教育諮詢有限公司爲上海最大的三家英文培訓機構之一，在滬上有四家分公司。但從2005年6月開始，由於資金鍊斷裂，這四家分公司陸續倒閉，上千名學員交了培訓費卻無課可上，拿回培訓費的希望渺茫。
據北京媒體報道，2004年，北京市有多達200-300家英語培訓公司倒閉，學員利益無法得到保障。
9月20日，《瞭望東方週刊》記者以諮詢者的身份，向杭州市教育局成教處電話諮詢英語培訓學校的管理問題。辦公室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員表示，英語培訓學校的開辦需要一定的准入標準，可以向區教育局申請辦理。這些標準包括流動資金、教室等硬件設施、師資力量等多種要求，各個區情況可能有一些不同，但准入資格肯定都是有的。
李陽公司曾傑副總經理表示，教育主管部門對英語培訓學校的准入條件的要求越來越高，但英語培訓“野雞”公司，拉幾個人開班上課，還是很多的。“基本上政府部門也不會去管，也沒精力去管。沒有準入資格的小公司，只要不引起較大的投訴和舉報，不牽扯上執法部門，一般不會被查。”
而教育主管部門對社會力量辦學機構的准入條件主要是針對硬性指標的要求，對教學質量本身還沒有具體要求，這方面主要是靠口碑相傳。
悖論下的尷尬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是英語在全民的迅速“普及”，另一方面，在真正需要用英語來提升國家軟實力、向海外傳播中國文化的一些部門，英語人才卻面臨質量下降和數量短缺的問題。因爲，目前市場上教授的英語，目的大都十分功利，主要是爲了應付標準化考試。
中央級某大新聞機構高級編輯吳先生曾長期駐美國，這兩年的一項工作是給該機構招聘英文幹部，他說，他看過北外、清華、北大、人大、北京語言學院、廣播學院、外交學院、外經貿大學、二外、上外、廣外、南京大學、廈門大學、西安外院、浙大、復旦、南開、山東大學等院校大約500名考生的英文卷子，感覺是，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他舉例說，2003年該機構的考卷有一道中翻英的題目，題中有“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我黨歷史上的一次劃時代的、標誌性的會議，“可是我們學英語專業的大學生不能正確地將這個常用的口頭語翻譯成英文。當年有100份卷子，一共出現了39種譯法，翻譯對了的只有五人。”他說，有的學生竟然把“中國共產黨”翻譯成了“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絕大部分都不知道“黨中央”的譯法。
外交部翻譯室顧問王弄笙於1999年在政協《翻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亟待解決》的提案中說，我國訓練有素的翻譯人才極爲缺乏，特別是高級人才、中翻外人才短缺，需要引起國家的重視並採取解決措施。
而某國家級大報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英語的聽說讀寫能力中，“對後起國家現代化進程來說，能讀外文資料最爲重要”，又說“一般學生能讀會寫，足矣”。
吳先生評論說，這說起來非常輕巧，一聽就知道是外行說的話。
另一種情形需引起注意。據香港中文大學一位教授的統計，香港一個學生從小學到中學用於英文學習的時間在6000小時以上，而英美學生用於外語學習的時間不超過1000小時，也就是說，英美學生可以比香港學生多5000小時用來學習其他知識。同樣，研究人員由於要學習英語，就比英美同行少了科研、思考和寫作的時間。
英語利益集團已經形成？
事實上，由於逐利的目標太明顯，英語教育在不少地方已經與“促進國家現代化”顯得有些格格不入。
2000年畢業於上海某著名外國語高校的徐某對高校英語培訓市場相當熟悉。他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依託高校辦的英語培訓機構，教師來源基本都是高校教師與研究生。有些高校教師嫌收入不高，這便成了賺外快的好機會，膽子大的，乾脆是大張旗鼓。”
“我讀研究生的一個知名外國語高校，除了俄文系不能辦培訓班之外，其它的所有系都辦了。俄文系爲了創收，就把場地租借出去，非常壯觀。”李明力回憶起2000年他在上海讀研的場景時說。
“當時因爲英語專業的研究生不多，系裏面還規定學生，要去他們辦的培訓班上課。誰還管你做研究？老師都在外面上課。”徐某這樣回憶自己的研究生時代。
“英語培訓市場最大的貢獻是什麼？當然確實提高了學員的英語能力，但這可能還是其次。幫學員們通過GRE、託福、雅思、四六級等考試，求得一個收入可觀的職業纔是最現實的。英語培訓市場還有一個副產品，那就是讓無技術、無資本的語言類文科生們，有了一個致富的捷徑，英語培訓造就了成百上千的百萬富翁，數十個的千萬富翁，甚至還造就了幾個億萬富翁，讓數以萬計的英語老師有外快賺，給數以萬計的大學生提供了勤工儉學機會。”周文這樣解釋分析英語培訓市場的贏家。
令人震驚的一則消息是，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在2004度審計工作報告中指出：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自1989年以來違規集中各地考試費2.24億元，未上繳財政專戶，並從中坐支相關考試費用等1.9億元。而職稱英語考試每年的報名費、教材、參考書等費用加起來按200元算，400多萬報考者，費用就可達數億。這些費用亦去向不明。
徐某分析道，“事實上，無論你承認還是不承認，英語利益集團業已形成，就像足球也有自己的利益集團一樣，這是毫無疑問的。這個利益集團包括底層的英語類學生、普通教師、培訓公司投資方、英語教育和考試部門的官員、英語類出版社、文化公司等等。要在這個利益集團內混，懂得行規肯定很重要，人際關係很關鍵。怎麼規範這個市場，其實我認爲很簡單，在民衆理性對待英語的前提下，讓法規規範性文件代替行規，讓法治代替人情人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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