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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瀋陽市副市長、公安局長劉和向市政協委員透露，兩年前在瀋陽被取消的外來人口《暫住證》擬在明年恢復。(《新京報》12月14日)
作爲全國第一個取消暫住證制度的城市，瀋陽在城市公共管理中的率先吃螃蟹，曾被許多人視爲具有相當的破冰意義。而今，在時隔不過兩年之後，又擬讓廣受非議的暫住證“死而復生”，如此巨大的反差讓人深思。在城市公共管理日益科學和規範化、各種人爲的政策壁壘和制度藩籬被普遍摒棄的今天，人們有理由追問：到底是什麼原因，讓城市管理者選擇“舊夢”重拾？它意味着現實的無奈和妥協，還是某種管理困局與決策心病的揭示？
應當說，經過兩年多的無證化管理體驗，瀋陽市對取消暫住證制度後的公共治理經驗與心得，是有發言權的。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公共管理思維進行某個層面的比較梳理，並擇其利而行之，這幾乎已是相當多城市管理層的習慣路徑。但必須強調的是，對於一座城市和城市管理決策者而言，事關民生的重大政策興廢抉擇，究竟應遵循何種價值原則進行？是以人爲本、以法爲綱、以公正爲首要準則，還是以管理爲本、以公共治理的便捷性和階段效率作衡量標尺？
很遺憾，從現實情況看，瀋陽選擇的是後一種治理路徑。按照瀋陽市公安局負責人的說法，該市目前治安形勢嚴峻，外來人口作案佔瀋陽刑事案件發案數的40%～50%。言下之意，因暫住證的取消，帶來了外來人口的管理漏洞，進而導致了治安形勢的惡化。此種“反證”邏輯，人們並不陌生，在早前也曾有意重溫暫住證“舊夢”的鄭州，同樣也是以治安問題作爲暫住證“復辟”的說辭。
此種決策思維實在是不堪一駁。且不說暫住證取消與治安形勢嚴峻之間，是否有必然的因果聯繫，在公共政策制定的法理上，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不能迴避，那便是，以暫住證爲代表的特定羣體的身份標識，本身便有嚴重的歧視和權益上的分層傾向，與人本、人性化的公共管理原則南轅北轍，間接成爲不平等國民待遇等的制度壁壘。
至於說取消了暫住證制度之後，外地人和瀋陽當地人在就業、教育、購房、醫療等方面的不平等依然存在，更不能作爲暫住證“復辟”的反證理由。不平等的制度藩籬之存廢，關乎的是憲法原則、社會制度正義、公民權益等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它不需要看下游衍生的公共政策執行效率的“眼色”行事。鑑於公共政策全面的優化覆蓋和執行到位，有一定的時間和程序過渡，因而，對各個領域的權益享有不平等現象，可以逐步施以矯治和校正。沒有人會天真地認爲，暫住證制度的廢止便能帶來全社會的權利公平。
說到底，恢復暫住證，是將城市公共管理中的日常技術性困局，加罪於制度變革之上，是典型的惟目的論公共管理思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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