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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與哥哥同是安徽金寨縣古碑鎮中心學校初二學生。今年10月，成績優異的兄弟倆分別被診斷爲惡性骨瘤和白血病。面對窮困的家庭和無助的父母，兄弟倆以抓鬮的方式決定讓家裏借來的錢用在誰身上。抓鬮時，弟弟寫了兩張“治療”的紙條，讓哥哥先抓。弟弟表示：“我這病治療要花太多的錢，哥哥成績比我好，讓他先治療”。(《新安晚報》12月19日報道)
在生死麪前的泣血謙讓，表達了小兄弟倆難分難捨的手足之情，但因爲家境貧困而治不起重病的殘酷現實，最終又不得不以一張紙條來確定誰生和誰死，這是人間何等的不幸啊！
罹患如此重症，從醫學角度講，救治的難度非常大，但以積極治療的手段拯救生命，不僅是患者本能的求生之願，更是人道的起碼要求。可不幸的是，這個同時有兩位少年罹患重症的貧困之家，連最起碼的人道責任，也因爲無錢而無法盡到。
可能我們會想到將有慈善家的幫助，有社會各界的慷慨解囊。但問題是，這隻能是一種缺乏救治保障的臨時措施，至於究竟能獲得多少捐助、什麼時候才能湊齊這筆鉅款，很難說；而絕望中的生命又是耗不起太長時間的。那麼我就以爲，像安徽這兄弟倆因貧困而只得“抓鬮定生死”的悲劇，便給政府提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各地政府必須儘快實行大病救助制度，即由政府籌集和積累專門的“大病救助金”，爲貧困的大病患者提供幫助。
這些年來，社會各界對貧困的重症患者不斷進行着民間性資助，的確挽救了很多絕望中的生命，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而且，純粹的民間救助，往往都是顧此而失彼。如果政府平常就把這種專項資金積累起來，到貧困重症患者急需救命時，便能按規定給予及時地資金幫助——何況，關心貧寒民衆的疾苦，也是政府義不容辭服務職責。那麼，把貧困人羣的大病救助，納入政府責任的範疇，便是行政人性化的具體體現。
因貧寒看不起病而不得不以“抓鬮定生死”，是對政府醫療救助制度的呼喚。因而我們期待政府，能從這些在貧病交加的絕望生命中，能從這些絕望生命的求生呼喊中，建立起具有充分保障的重病救助體系，從而讓那些處於弱勢地位的生命，也同樣能夠獲得積極的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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