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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重要一年，10月份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十一五規劃建議”。與“十五”及以前的五年計劃相比，“十一五”的制定理念和經濟改革思路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在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思路中佔據了20多年的一個重要命題——“先富論”，已經轉變爲“共同富裕論”，縮小貧富差距，扭轉社會兩極分化趨勢，成爲新的經濟發展主題。回顧2005年，在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戰略指導下，中國經濟領域實現了多種突破。
自主創新提到“戰略”高度
10月12日，隨着神舟六號載人航天飛船成功發射，世界的目光又再次聚焦到中國，我國通過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在載人航天領域突破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一些重要技術領域已達到世界先進水平，顯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精神和卓越創新能力。
而這距離6月1日，在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50週年慶典座談會上胡錦濤總書記講話僅僅四個月。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擺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實踐中走出一條中國特色自主創新之路。
事實上，就在神舟六號發射的前一天，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北京閉幕，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建議》首次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提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位置。《建議》指出，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爲科學技術發展的戰略基點和調整產業結構、轉變增長方式的中心環節。《建議》要求要大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形成創新的重要基礎和科技競爭力的主要源泉。
從“計劃”到“規劃”
10月8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全會研究審議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將成爲今後一個時期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細心的人們會注意到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延續了五十多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首次變成了“規劃”，這意味着從微觀經濟向宏觀經濟的徹底轉變，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的徹底轉變，是科學發展觀又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這個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重大決策機制正在發生重要變革，從個人決策向集體決策乃至廣泛的民主決策轉變，從封閉型決策向開放型決策的轉變，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體現，也是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有力促進。
這個變化表明了“十一五”規劃“堅持以人爲本，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落實‘五個統籌’，切實把經濟社會發展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這既是對我們黨新的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在未來發展中的具體落實，同時也體現了黨在新時期執政理念與執政方式的深刻轉變。
匯改出其不意
這多少有些意想不到。
2005年7月21日晚7時。中國人民銀行宣佈了一條讓全世界震動的消息：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爲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從此，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正如央行行長周小川強調的那樣：“這是一種自主決定，是中國邁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需要，是改革和長期穩定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和其他國家溝通商量之後得出的結果。”的確，人民銀行的聲明是歷史性的，它很可能標誌着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而在之前，長期以來，中國實行的匯率制度就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改革開放前的70年代，中國實行的是盯住由十幾種主要貨幣構成的貨幣籃子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在1994年之後，中國實行的是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是中國政府應對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臨時性措施。
可以說，中國的匯率制度在2005年有了令人振奮的“突破”。這“突破”的背後是一位被人稱之爲有“學者”風範的央行行長周小川。對於中國匯率制度的改革，他曾這樣說過，匯率制度的改革，雖然對於企業來說有一定的影響，但總的來說，它調整的策略恰恰是督促國內的企業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加快升級換代，最後自然會惠及百姓。
“非公36條”破“壟”前行
2005年2月25日，國務院發佈“非公36條”，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部以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爲主題的中央政府文件。自稱“在市場夾縫中生存”的個體私營企業，屬於中國經濟中的弱勢羣體，貸款難、受刁難多、承擔風險能力弱，並一直被排斥在諸多行業之外。在此生存環境下，非公經濟仍作出重大貢獻：佔GDP比重從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目前的三分之一左右；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的七成以上由其提供，從農村轉移出勞動力的七成以上也在非公經濟就業。“非公36條”的出臺，意味着電力、電信、鐵路、民航、石油、公用事業、基礎設施等被國有經濟所壟斷的行業，正式向個體私營企業敞開大門。不過，從各地的實際操作角度看，“非公36條”的落實依然存在明寬暗緊之擔憂。
國有銀行“變身”上市
2005年，是距離外資全面進入的“前奏年”，自然發生的事情比較多。在很多百姓還認爲國有四大銀行不可能有什麼新變化的時候，建行、工行、中行不僅“變身”成立了各自的股份制公司，其中，建行更是率先在香港上市。很多股份制銀行也在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內部機制改革等措施來爭取上市之路。同時，農村信用社改革也穩步推進，中小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也不同程度地推進了適合特點的改革。而這背後，是一個個銀行自身的“突破”。
在原來，指望在國有銀行得到“笑臉服務”簡直不可想象。銀行改革開始後，讓百姓開始慢慢相信國有銀行也可以提供人性化服務。
在原來，當人們一說到銀行風險，首先想到的便是鉅額的不良貸款。1995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四級分類爲20%，1997年達到30%，1999年上升到近40%。此後，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率一直停留在兩位數上。銀行改革後，銀行不良貸款比例和餘額逐步“雙降”。爲此，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說，“是改革帶來了國有銀行資產質的變化。”
在原來，股份制銀行由於地域和經營業務的侷限性，使得自身的發展受到了嚴重阻礙。銀行改革後，股份制銀行不僅進一步完善了金融企業框架和制度還拓展了自己的經營業務。
現在看來，2005年註定了是銀行業自我“突破”的一年。
農民變居民
一直有弱勢羣體之稱的中國農民，終於在2005年交了好運。
上半年，財政部部長金人慶一句“年底完全停收農業稅”的承諾，讓8億農民成了2005年國家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也讓“工業反哺農業”的口號有了實質性的第一步。據說，現實中已經退化爲“皇糧”或“地租”的農業稅，世界上只有中國和越南兩個國家還存在。
不過，取消農業稅不能列入2005年突破範圍，因爲這一政策在2004年就提出了，2005年只是落實而已。
稱得上是2005年三農問題重大突破的事件，應該是農村戶籍制度改革。2005年10月底，減負後的農民又迎來一個事關“面子”的政策喜訊——農民要變爲“城裏人”了。公安部副部長劉金國公開表示，公安部擬取消農業、非農業戶籍界限，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而陝西、湖南等地更是先行試點。儘管有識之士發出了“僅有城市戶口還不夠”的呼聲，但對於自嘆“同命不同價”的農民來說，“城裏人”畢竟是他們多少代人孜孜追求的一個身份符號。
個稅調整減賦開始
10月27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個人所得稅法的決定》，起徵點爲1600元，決定將於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將從明年1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雖然是25年來對個人所得稅法的第三次修訂，但被視爲是對個稅進行的第一次實質性改革。此次稅法修改主要涉及兩項內容：將工薪所得減除費用標準從800元提高到16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報。費用扣除額調至1600元后，月收入在2000元-3000元的工薪階層受益最大。
一直以來，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規定個稅起徵點800元的標準，是1980年9月頒佈實行的，距今已經25年。經過25年的發展，社會收入水平已經有了十倍甚至數十倍的提高，而且區域間、不同職業間、不同年齡段的收入也呈現出了明顯的差距。此外，人們的收入來源也從單一職業的勞動收入，多樣化爲勞動收入、兼職收入、投資收入等並存，800元的個稅起徵點已經難以起到維護社會公平的作用，調高起徵點標準的呼聲越來越高。
個稅改革的意義，絕不在於起徵點的提高，其更深層的政策信號在於中國的賦稅改革告別了“越改越重”的“黃宗羲定律”，開始履行賦稅予民的富民諾言。
股權分置蹣跚舉步
也許十五年後，當中國股市由政策市向市場市的轉變，形成合理的定價機制的時候，我們再看2005年，就會感嘆“歷史在爭議中前進。”
的確，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有的人認爲這是暗無天日的黃昏，有的人認爲這是前所未有的機遇；有的人認爲這是賭博，但更多人認爲這是創新。
2005年，股權分置改革正在推進。
截至2005年12月12日，共有339家上市公司完成或進入股改程序，覆蓋了內地所有的省、市、自治區。這些公司的總市值佔到滬深兩市總市值的30%左右。
股權分置改革遵循的原則、基本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認同。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如是說。應當看到，改革預期趨於穩定，資本市場將步入新的發展階段。但在操作層面上，中小股民與上市公司大股東的博弈始終未見消停。
當然，如果相對於15年前，中國股市的發展速度已屬世界金融領域之最了。截止於11月底，滬深兩個交易所共有上市公司1377家，市價總值達到3.2萬億人民幣，相當於200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4%。經過十五年不懈努力，已經擁有了較完整的證券市場監管體系；投資者也從單純股民，擴大到由證券投資基金、QFII、社保基金、保險公司以及其他機構組成的機構投資者隊伍；此外，還建立了技術先進、運行可靠的證券交易技術系統。
2005年，除了權證是“投資”還是“投機”，各有各的說法之外，有一件事情確實同聲叫好：《證券法》和《公司法》的修訂，它爲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對於提升資本市場法治水平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醫療、教育一個不能少
2005年7月28日，面對媒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說：“目前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在“看病難看病貴”成爲共識，在醫療糾紛好似家常便飯的年代，葛延風的話，以及他所負責的《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研究報告，着實讓人心頭一震。官方研究機構公開評價國家的一項改革不成功，是一種正視問題“不護短”的突破。除了勇氣，它更是一種擔當、一種政治智慧、乃至風度。
據報道，10月26日，衛生部有關負責人表示，衛生部沒有“醫療改革不成功”的報告，也不同意這個報告；衛生部的態度是不炒作，不爭論，要紮紮實實地把衛生改革推進下去。其實，葛延風的目的，又何嘗不是希望“紮紮實實地把衛生改革推進下去”？
而紮實的工作態度，衛生部恐怕已無法專美。11月16日，在全球CEO領袖年會上，財政部長金人慶明確表示，明年開始要給農村家境困難的孩子免去全部學雜費，對於特別貧困的還要由政府提供免費的書本和住宿費用。儘管被諸多媒體誤讀爲“2007全國農村普遍實行免費義務教育”，但金口一開，頂着“虛名”行走多年的中國義務教育可謂脫帽在望，正被一步步突破。這是對現行義務教育財政體制的突破，也是由精英教育走向公衆教育的突破。但如何真正實現全面義務教育，而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仍是一個大工程。何況還有專家言道：農村義務教育的最大問題是教師工資問題，“如果教師工資由中央政府支持，這一目標不難實現，否則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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