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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樟傑
當今世界，經濟快速增長，科技日新月異，社會迅猛發展，其變化之急劇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象。美國社會學家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把這個時代看作是兩個時代中間的“夾縫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人們往往產生一種“依戀於已知的過去，而恐懼未知的將來”的心理狀態。因此，這就有一個心理如何適應的問題。而比心理狀態更爲深層次的問題，則是人們的思維方式如何適應這個劇變的世界。這一狀況在當今中國更顯得突出和尖銳。那麼，新時代需要樹立什麼樣的新的思維方式，需要擺脫哪些舊的思維方式的桎梏呢?
1，創新思維：
打破“因循守舊”的禁錮
人的創新思維是人類社會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不斷髮展進步的思想動因。以火車爲例，從最初的蒸汽機車發展到內燃機車，再到電氣火車，每一步都是一種更新、一個飛躍；而磁懸浮列車的發明，更是突破了以輪子爲交通工具之本的傳統思維模式，無疑是人類思維上的更大飛躍。
在中國，因循守舊的思維方式似乎特別頑固，中國人過分地重視“古制”、“祖傳”、“常規”、“慣例”，家有家法，族有族規，並且素以“禮儀之邦”爲自豪。禮儀，作爲一種長期的文化積累，它凝聚了我們國家和民族的人文理念和思維定式，既是那麼文質彬彬、溫情脈脈，又是那麼酷烈無情、摧殘人性。在長期封建社會中，又形成了被視爲理所當然的“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的倫理學說。封建禮教有力地維持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穩定，同時也無情地扼殺了中華民族的創新能力，造成了中國近代的落伍。以魯迅爲代表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主將們，集中火力向吃人的封建禮教開炮，確實是抓住了一個要害問題。
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和建設的半個多世紀的征途上，一系列創新的思維贏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其突出的事例，一是在戰爭年代，毛澤東沒有因循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既定理論，而是創造性地走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式的道路，取得革命成功；二是在建設年代，鄧小平沒有因循“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思維定勢，走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式道路，取得了快速發展的成功。這都是在指導方向問題上的創新思維，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但普及創新思維的任務既緊迫又艱鉅。因爲創新思維需要文化底蘊的支撐，在高科技時代，更是如此。如果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心長期停留在“製造業加工廠”的階段，長期停留在“以廉價勞動力充當世界藍領”的地位，那就會陷入受制於人的境地，那就永遠難圓中華民族復興之夢。我們必須走向高科技，必須掌握核心技術。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鄧小平就再三告誡我們：“不要固守一成不變的框框。”“墨守成規的觀點只能導致落後，甚至失敗。”他說：“現在世界的發展，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一日千里。中國不能安於落後，必須一開始就參與這個領域的發展。”“中國必須在世界高科技領域佔有一席之地。”信息時代，我們雖然慢了一步，但跟得很緊，中國網民人數已超過一億，僅次於美國。我們必須不失時機地瞄準下一個目標、佔領下一個高坡、搏擊下一個浪潮———生物經濟時代。
我們高興地看到，國務院已經決定成立國際生物技術研究開發和促進產業化領導小組，決定成立中國生物技術行業協會，決定製定中國生物技術和產業化發展綱要。這個消息十分鼓舞人心。因爲引導科技創新的能力，將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未來的成敗。
2，民本思維：
摒棄“官本主義”的積習
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西周時期，中國就形成了比較完備的“君權天賦”的政治理論。在此基礎上，封建統治者把專制制度的絕對性和等級制度的神聖性不斷加以強化，導致專制思想和等級觀念的強大無比，導致官本位制度和理念的強大慣性，也導致在中國民主傳統和平等意識難以生存。“民意”和“民情”至多是作爲天命的晴雨表或指示器而出現。數千年形成的傳統、習慣、理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從“五四”運動起始的民主啓蒙任務至今還不能說完成。現在，根除數千年專制制度影響的任務已歷史地落在新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但是，從官本位到民本位，絕不是說轉就轉的一句口號的變更。這是與傳統實行決裂的深刻而漫長的過程，正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我們黨儘管執了政，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千年積習的影響。長期執政的考驗之一，就是容易產生領導體制的僵化和等級觀念的強化。官越來越多，機構越來越臃腫，級別越來越森嚴。你看：不僅企業有級別，學校也有部級、局級、處級之分，甚至和尚也有官銜相伴。傳統的力量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於人們總是在不經意中陷入官本位的思維。大學裏教授、副教授、講師常常爲“相當於幹部的哪一級”而發生麻煩和爭論。最近，中國科協主席周光召痛斥了科研人員熱衷於做官的現象。這些問題都與官本位的管理模式和機制有關。
以胡錦濤同志爲總書記的新一屆黨中央，繼承了黨的爲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傳統，處處體現了親民愛民的領導品格。他強調指出：“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繫，利爲民所謀。”“我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我們黨的理論路線和方針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羣衆的支持和擁護。”國務院100次常務會議，研究食品藥品市場整治、艾滋病防治、安全生產、科教衛生、就業和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50個議題。從政府工作的重心可以看出，關注民生、一切從百姓安危冷暖出發的“民爲邦本”的指導思想正在變爲政府的行動。目前正在展開的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是全黨學習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高服務人民羣衆自覺性的大工程。這項工程對於推進執政黨的民本思維，建設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社會，將起到重要的作用。
3，開放思維：
改換“井蛙觀天”的眼界
封閉性，是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漫長、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特別頑固的根本原因，馬克思十分敏銳地察覺到這個關節點，他在1853年所寫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中指出：“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
這種封閉性，瀰漫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尤其是廣大農村，成爲一個難以解脫的導致中國貧窮落後的“怪圈”。山坡上，放羊娃在玩耍，羊羣在悠閒地吃草。或問：“放羊幹啥?”“賣錢。”“有錢幹啥?”“蓋房。”“蓋房幹啥?”“娶媳婦。”“娶媳婦幹啥？”“生娃。”“生娃幹啥?”“放羊。”這“羊的怪圈”正是中國封閉社會的生動寫照。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循而往復，無休無止地在這怪圈中週轉，終於造成近代一個落後的中國。
今天，開放之門已經打開，開放之路正在延伸。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無所畏懼地走向世界，開放思維正在深入人心，不可逆轉地爲人們所接受。雖然開放是要付出代價的，但唯有開放，纔有可能改變封閉狀態，找到出路，趕上時代的步伐。開放思維，是擺脫井底之蛙的封閉和狹隘、突破“羊的怪圈”、走出自給自足小農經濟之必需，是贏得寬闊的眼界和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之必需，也是在搏擊風浪中實現復興和騰飛之必需。這正是新時期中國所迫切需要的思維品格。
4，辯證思維：
告別“非此即彼”的誤區
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作爲革命黨，在領導人民羣衆推翻舊社會的艱難歷程中，正確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有效地組織了革命力量，成功地奪取了全國政權。建國前夕，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雖然提出了“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箇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的歷史性轉換的任務，但黨在思想路線上並沒有從“革命黨思維”轉化爲“執政黨思維”。相反，隨着黨內“左”的指導思想的強化，“階級鬥爭爲綱”的思維越來越盛行，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幾十年階級鬥爭、政治鬥爭、路線鬥爭的經驗，使人們想問題、看事物，形成了一種“先入爲主”的思維定勢：不是無產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不是社會主義，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集體主義，就是個人主義；不是好，就是壞……沒有中間地帶。在這種思維方式之下，一有問題就發生爭論，一爭論就上綱上線，一上綱上線，誰最“左”，誰就最“革命”，就必勝無疑。以至於鄧小平同志在領導全黨全國撥亂反正的過程中，不得不採取了“不爭論”的著名策略，把“姓社”“姓資”暫擱一邊，才使得改革的思想得以生存和發展。
“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不符合客觀事物的本來面貌，因爲客觀事物是十分複雜的，並不能簡單地歸結爲社資、好壞、是非、黑白之兩極。我們經常碰到的是良莠不齊，是好壞參半，是利弊相當，是是非混雜。尤其是在當今飛速變化的時代，我們更要學會辯證地思索，全面地認識，思維方式千萬不可絕對化、極端化。
比如看形勢。有人把情況看得太悲觀，認爲一片黑暗，沒有光明，到處矛盾，一觸即發；有人把情況看得過於樂觀，認爲現在是歌舞昇平，空前盛世，可以高枕無憂，不必韜光養晦。其實這兩種看法都走向了極端，存在着片面性。
總之，我們必須摒棄“非此即彼”的思維定勢，更加辯證地看待國內外形勢，認識周圍的事物，評價古今的人物，像恩格斯教導我們的那樣：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來認識世界。
5，理性思維：
擺脫“激越狂熱”的心態
“激越狂熱”的思維，就是人們處在劇烈的情緒化狀態中的思維，這種思維，與人的心理狀況緊緊聯繫在一起，所不同的是心理狀況是多變的，短暫的，而作爲思維，則是已經形成定勢的相當頑固的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如果任其發展，往往會釀成極端性和破壞性的後果。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工作狂、偏執狂、嗜賭狂、虐待狂等，而其中一部分人可能發展成爲宗教狂熱者、政治極端分子甚至恐怖主義分子。
“激越狂熱”的思維已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美國領導力中心董事長柯維提出“遠離極端，向激情告別”，他呼籲通過家庭生活的調適、社交生活的調適和休閒生活的調適來“理性地活在現在”。確實，如何擺脫亢奮情緒下的思維，走向理性思維，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說到這裏，還有一個更值得研究的問題是，我們在調適這種種非主流的或個別人的思維及其行爲的同時，如何防止由於思潮的泛濫或社會主流意識的扭曲而帶來的社會性的、羣體性的，甚至世界性的“激越狂熱”思維。在國際上有過殖民主義、霸權主義、恐怖主義、法西斯主義等喧囂一時的思潮，煽動起人們的極端化、情緒化思維。在現代中國，我們最難以忘懷的，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兩場浩劫。
像“大躍進”這樣的激越狂熱型的思維，說明毛澤東背離了他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的原則，但從更寬闊的社會視野上看，當時全國廣大幹部、黨員和羣衆普遍地、迫切地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在這種強烈願望的驅使下，容易產生急於求成的心態，容易激發狂熱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的激越狂熱從上到下相互助長，於是造成違背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和破壞生產力的災難性的後果。
我們正在黨的領導下建設一個和諧社會。和諧社會需要理性思維，理性思維應該是均衡的思維、平和的思維、綠色的思維。我們需要有革命的激情，工作的熱情，但必須遠離激越狂熱的思維方式。尤其是當前我國社會處於關鍵的發展階段，社會矛盾也比較集中，更需要冷靜、理智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才與科學的發展觀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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