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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文章對作者來說，首先是個諷刺。作者不反對文化研究，卻從來反對“文化熱”，反對“文化決定論”，尤其反對以文化解釋中國、以文化強盛中國所謂“文化中國說”，可稱“三反分子”。不幸爲情面裹挾，每到年底就被拉到這種版面來“交卷”，而且恰好評論的就是這個“文化中國”！聊以自嘲同時又能破題的說法，大概是這樣：編輯居心不良，看中“三反”立場，認爲由這樣的人來評論文化，既懲罰了他本人，也敗敗“文化中國”之“虛火”，一箭雙鵰，惡作劇也。
這樣一來，我這裏涉及的“文化”，就不是某些文人包羅萬象的“深刻原因”了，恰是需要其他原因來解釋的次生現象，而且雜亂無章。雖如此，也得依官方管理“文化”分四個大“口”的習慣，“科、教、文、衛”———還有一個“體”，一口一口地理出順序。最後這個“體”，因篇幅不夠，只剩下三言兩語打發，何足道哉？
一、“格致翰林”如此，“人文翰林”如彼
科學界第一新聞，應該是中國科協主席、中國科學院前院長周光召，在上海一次會議上建議，改革現行的院士制度。其他院士也紛紛對院士制度發難，批判現行制度仿行官本位，腐敗叢生，水準下降，由此發生“院士制存廢”爭議。爭議言猶在耳，出乎衆人意料，人民日報12月23日報道：中國社科院將產生首批學部委員，社會科學也將設“院士”，今後每兩年增選一次！
院士制來自歐洲法國。中國第一位駐外大使郭嵩燾，於光緒四年(1879年)6月在巴黎會見法國科學院院長斐索等人，無以名之，遂在日記中稱“格致翰林”，這就是“格致翰林”的由來。可見這一稱呼，是按照科舉制“套級”套過來的，一開始就散發着中國特有的官本位氣息。
1946年中央研究院商議組成人員名銜，曾有“會員”、“院員”、“學侶”、“院侶”、“院士”多種選項。查竺可楨日記，當時有歷史學家傅斯年提議，中國文化傳統中，以“士”爲雅爲尊，不妨稱“院士”，衆人欣然接受。至此，這一外來學銜多少洗褪一點“官本位”遺傳。
1981年5月中國科學院召開第四次學部大會，議決學部委員制向蘇聯科學院院士製取齊。胡喬木擔憂此舉強化學部委員制而擱置“院士”制，遂於5月19日給中科院領導方毅、李昌寫信：“希望學部會議千萬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幾百年的制度，無論如何不能用學部委員代替。兩者性質很不相同。如科學院否決了，社會科學院即不便單獨推行，這實是國家一級的問題，務懇考慮。”這是要在“格致翰林”之旁，仿行“人文翰林”的由來。發信次年，胡喬木當選政治局委員，隔一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擬行院士制。1993年10月，國務院正式行文，在全國建立院士制度。從上述人民日報報道可見，胡喬木當年爲社科、人文界預留“人文翰林”的想法，事隔14年，今日終於實現。
這14年是科學界“院士制”從無到有的14年，也是從有口皆碑到衆人詬病的14年。科學界相比社科人文界，歷來風氣較好，遴選標準也相對客觀，即使避免不了行政權力干涉，但也有限。即使如此，院士制到了第12年即迅速敗壞，敗壞到了連院士自己都無法忍受的地步，好端端的“院士”，成了“怨士”！在此情況下，將院士制匆匆推及社科人文界，後者遴選標準遊移不定，學科配置又散佈於行政權力附近，一旦開選，將會出現多少“可驚可異之怪現狀”？社科、人文是“五路大軍”：高校、黨校、軍校、社科院、政府研究部門，泥沙俱下，雞犬之聲相聞，不可謂不壯觀。
我這裏且不說那些亦官亦文的“雙肩挑”者，只說這個“雞”。“雞”者，“矮腳雞”也，緣自善良人士曰：“此舉將推動中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大發展，結束後者低人一等的矮腳雞狀態”。誠然，“矮腳雞”們在研究能力與人格尊嚴上並不低人一等，個別接近自然科學特徵的學科，並不是不能趕上國際同行。但就整體言，“矮腳雞”之所以“矮”，是遠遠落後於國際同行。現在當然好，既有“格致翰林”又有“人文翰林”，“文化中國”，品種齊全，猗歟盛哉！是更深刻地戕害“中國文化”，還是“推動中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大發展”？不消再等“12年”，自會大白於天下。
二、賀衛方罷招，陳丹青請辭，張副部長一怒震天下
2005年度教育新聞，以此三則較爲搶眼，前兩則經紙媒報道，引發網絡熱議，後一則先見之網絡，後引至報端，輿論一面倒。
賀、陳二氏招針對的是公共課考試以及保薦直升制，直指高教領域兩個核心制度環節，前者助長僵化，誤人子弟；後者助長腐化，害人子弟。清華領導較爲乖巧，以沉默應對。北大法學院負責人出來迴應，卻是個“淡化”，暗示罷招之舉，是因爲賀氏本人學科點“冷門”，招不到研究生所致。
該負責人本身是2004年“甘朱事件”當事者，當初自我辯護曾擡出制度原因，贏得很多人包括作者同情。不料今天指責他人，卻化爲個人因素，放過制度原因。這就是“文化中國”特色之一：每當有制度問題出現，要麼是向上走，上升爲形而上泛論，將問題“文化”化；要麼是向下走，下墜爲形而下個人影射，將問題“庸俗”化。最難堅持的是貼着問題討論，緊盯着制度本身。賀、陳二氏白生氣一場，後來是不了了之，果然再無下文。雖如此，此事也有積極意義。高教大躍進，普降甘霖，降下暴風驟雨般科研經費，先是人搶錢，後是錢搶人，很多人擔心知識分子開始第二次握手，握的是金錢之手；在此形勢下，居然冒出個罷招者賀衛方、辭職者陳丹青，雖是個別人，卻讓人看到了希望：金錢雖普降，淹死很多人，不是所有人。
退休前，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5次發怒，勇氣來自“反正我也要退了”。2005年6月2日，張保慶答網友問，說教育部歷來堅決反對教育產業化。這是他發飆前奏。
8月29日的新聞通氣會上，張保慶放出從政生涯最後也是最猛烈的一炮，他點名斥責天津、海南等八省政府不落實助學貸款，引起了公衆巨大反響。這可能是1949年以來“條”上的部級幹部第一次公開怒斥“塊”上的省級衙門，不僅可爲研究教育史的朋友錄爲珍貴史料，也可爲研究中國改革的政治學朋友注意。
此後，張副部長意猶未盡，又即興點評中國教育的亂收費問題：“我調查的結果是，中小學亂收費主要是地方政府的亂收費。不是學校在亂收費，都是地方政府逼着學校亂收費。而高校亂收費主要責任在高校本身，是高校的領導在變相亂收費。”
9月7日下午，他做客人民網強國論壇，就“國家助學貸款實施情況及有關政策解讀”與網友在線交流。張副部長披露：“這項政策是1999年開始試點，2000年開始展開，到現在接近6年了。六年來，國家助學貸款速度是慢的，六年來，我們總共累計貸出了123億，有154萬大學生受益。去年新機制政策調整之後，儘管我不滿意，但是應該說到去年國家助學貸款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因爲去年8月到現在，一年多一點，應該說貸出了52億元，有15萬元大學生受益。去年一年貸出了52億元，過去多年累計下來是123億元。”這個“123億元”，很好記，對比中國一年公車消費總額“3000億元”，則更好記。臨行，他以具體數例駁斥阻滯“助學貸款”的藉口“大學生還償貸款誠信不夠”，並對自己管轄下的高校開炮：“高校不承擔助學貸款風險是行爲不端！”2005年9月秋季開學，他的退休時間到了。現在，中國的許多貧困學生依然在爲上大學發愁：“張爺爺退了，我們怎麼辦？”
教育成爲中國的“國難”，已經說了多年，再說下去，當成“國哀”，說者自會覺得無趣。我這裏只能就助學貸款專項問題，補充一個“陳爺爺”的故事。
作者在國外訪問時，專業之外好讀閒書，忽一日捧讀陳立夫回憶錄，眼前一亮。陳立夫說他爲官一生，最爲得意的“創新”就是這個“助學貸款”：抗戰後期，他曾經擔任過一屆教育部長，當時，在四川后方讀書的大學生多半交不起學費，嗷嗷待哺。他心生一計，以助學貸款的名義從重慶政府“騙”出一筆專款，資助這些窮學生完成學業，明知道這批貸款很多年後收不回，卻有意爲之。部長考慮是，這批專款肯定會有更大的報償，其中一定會飛出一兩個金鳳凰。果然，50年代後期，接受這批貸款的大學生中出現了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
這個“陳爺爺故事”，我曾在今年早些時候反駁楊振寧說中國現在的大學教育很成功，在文章中引用過，希望他不要忘記當年是怎樣讀出大學的。某報全文照登，惟獨刪去了這個“故事”。今再次引用，希望《冰點》編輯不再刪略，也算我爲張副部長送行？
三、儒學乎，儒教乎？
我曾將2004年稱之爲“文化保守主義年”，不幸一語成讖，“儒學”某一支今年開出“天價”，要把“儒學”發展爲“儒教”，再將儒教發展爲“國教”。相關事件大致有：
———先一年，有王蒙等在人民大會堂發表《甲申文化宣言》，內容平淡無奇，只是地點選得好，引人側視；
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國學院院長紀寶成因使用“脊續”一詞，引發該詞是否錯別字爭論；有儒生突破孔夫子“人不知，己不慍”，以後用現代術語夾古漢語開罵批評者：“情商智商低下”，“已經患了精神上的失憶症(薛涌)或‘分裂症’(袁偉時)。前者惟西洋馬首是瞻，跪拜投降，成爲一黃皮膚白內心的‘香蕉人’；後者不知所言，卻欲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成爲一無種無姓無國家無民族的‘太空人’。薛、袁二氏，沒心沒腦，誤國誤民，乃國之大奸，國人鳴鼓而攻之，斯其可也！”
大儒鄭家棟因多次帶婦女出境，涉嫌偷渡，有司羈押。案發後又起爭論，有認爲鄭案乃個人觸犯刑法，此事與儒學無關；有認爲儒學並不是與倫理行爲無涉的其他學科，恰好是倫理學，鄭案對儒學倫理信譽大不利，猶如教會、教士之醜聞；
祭孔越演越烈，山東地方政府出面，施施然有古服、古禮；各地起而仿效，祭舜、祭堯、祭炎帝，隨祭者衆，頗有人氣；
商界成立“中國國學俱樂部”，北大開辦““乾元國學教室”，俗稱老闆班，年收費2.4萬元。有好事者曰：儒學坐上“商務艙”；
國情專家康曉光發文，認民主、自由、憲政皆西來污染，當務之急不是民主與法治，也不是政體改革，而是尋得聖賢，仿行“仁政”；
緊鑼密鼓處，終於有大儒破壁而出，倡言新稅種：全國收儒學遺產稅，輔以強力措施種種，立儒學爲“儒教”，立“儒教”爲“國教”！至此，有“教義”、“教班”、“教學點”，還有“案例教學”，新“教主”也呼之欲出，“國教”近在眼前矣！
———以上“乙酉國學紀盛”，掛一漏萬，僅供一哂？
當然不能以偏概全，儒學中人並非都這樣。“學”不分東西，“儒”不分大小，但學無害。此外，對“五四”以來知識界纏繞文化爭論，將制度問題改換爲文化問題，屢興大“熱”，大“熱”不止，頗感不耐，即使爲胡適之發起，在下亦嘖有煩言。昔有荊軻刺孔子，今有孔子刺荊軻，假荊軻，僞孔子也，俱爲平面往復，當可一視同“仁”。如有秦王立其側，可作第三者笑，這一笑，卻是真實的。我的態度是：“儒學”可敬的，“儒教”可憂的，倘有“國教”者，不管是誰的，都要反對的！
文化貴在民間，民間會堂多矣，不必居高而臨下；如有意識形態真空，肉食者自會謀之；倘要憂天下，可行“素食主義”，不沾葷與腥，方爲庶人敬。今若身居“國會山”，旁依衆大款，起孔孟於九泉，能不涕零乎？
國教者，禍國之教也。放棄國教，或能長治久安，仿行國教，必起無數爭亂。英國革命起因之一，即爲雙方爭國教，爭出個內戰連連，血流飄杵。革命結束，立刻制定《寬容法》，禁止議會立法令臣民信仰統一。1787年美國費城憲法，是與1791年第一修正案“捆綁式公投”：國會無權立法干預公民信仰自由。自此，英國有400年太平，美國有200年平靜。揆諸中土，也是如此：四海定於一“統”日，正是孔孟蒙難時。諸公身經“文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乃儒學箴言，斷不敢遺忘乎？
但凡文化遺產，有“傳”亦有“統”。有“傳”者無“統”，有“統”者無“傳”，重“傳”者不重“統”，重“統”者不重“傳”，“傳”乎？“統”乎？傳“統”乎？能不慎乎？
四、高耀潔與批判知識分子“入世”
漢語的麻煩就在主謂不清。這個小標題後半截很容易被釋讀爲“批判”那些贊成“入世”的知識分子；恰相反，是“批判型”知識分子也在鬧“入世”，由此與衛生界德高望重的退休老人———中國抗艾第一人高耀潔教授，鬧出一段彆扭。本年度衛生新聞很多，坊間有說：“食物基本有毒，醫生基本無用”。550萬元的天價醫療費也開出了。但有“文化含量”者，筆者孤陋寡聞，只找到這麼一件，或可細說。
事發於高耀潔發表聲明，已獲“全球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提名”，卻又拒絕提名。傳媒報道甚多，海外媒體如香港及加拿大也有反映。但站在客觀、中性立場上全面報道還是見之於《望東方週刊》(11月10日)，現據此摘要如下：
緣起：發起方“聯會”，總部設瑞士。該“聯會”主旨是要爲“諾貝爾和平獎評審會”上報三位提名人。香港嶺南大學劉健芝爲“聯會”中國及蒙古地區統籌人。韓少功等知名作家均應邀擔任評委，《讀書》雜誌10月份做了一個專題。8月2日，高耀潔收到劉健芝等來信，祝賀她入選“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通知她12月份在昆明召開一次108位獲提名婦女的交流會，因經費不足，詢問她是否有能力並樂意贊助一些經濟緊張的婦女出席會議。
“一項評選活動爲什麼要向被提名者要錢？”高耀潔立起疑竇。自投身抗艾以來，老人始終爲兩個方面困擾：地方官府打壓，民間騙子包圍。遂寫信給“聯會”大陸地區聯絡人韓曉寧，一開始還是“婉拒”：以身體不好爲由申請退出。韓曉寧回覆說，名單已經上報瑞士“聯會”，不可退。見“退出權”被剝奪，老人不得不將此事公諸於網絡，爭議遂起。
疑點：韓曉寧的單位身份涉嫌造假；被提名者真實身份也受質疑；參與評選工作的“志願者”成爲“入選者”；列名評委者並未參加評選，只是在寄來的名單上畫圈；最後是經費花銷可疑，卻不向質詢者公佈賬目，等等。
批評：媒體曝光後，《東方早報》發表王曉漁署名評論，指出這一活動是由南北兩家批判型知識分子雜誌做輿論推動，這就是“批判知識分子”這一稱呼之由來：
2004年第4期《天涯》雜誌刊登了“全球千名婦女爭評2005年諾貝爾和平獎專題”，2005年10月號《讀書》雜誌不僅推出劉健芝、戴錦華、陳順馨的三篇文章，“編輯手記”還對此做出高度評價：當爭評活動將千千萬萬普通女性的故事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不是看到了這個世界裏的真正的和平力量嗎？這的確是“尋常中閃耀的和平的希望”———也是我們這個世界裏惟一真實的希望！惟一、真實、希望，這三個詞語把“爭評活動”上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彷彿其他知識分子的工作都是“無用功”，只有他(她)們的這個活動纔有價值。
《天涯》前社長韓少功、《讀書》主編汪暉均爲大陸地區的“舉薦與顧問委員會”成員(AdvisoryCommitteeForRecommendations)。獲得提名的名單，還包括前《讀書》總編輯董秀玉。或許會有人認爲，董秀玉獲得提名，《讀書》雜誌應該回避，不再介入這項活動。我對此不願深究，所謂“舉賢不避親”，一向是中國的傳統美德。
僅此可能還構不成“鬧劇”一說。讓人不解的是，王安憶女士早在7月份便在報紙上明確否認獲得提名的消息，稱沒有接到任何相關的通知。10月10日，在新語絲網站，也刊出高耀潔教授再次聲明退出所謂“全球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活動的錄音整理稿，稱這種活動基本是“一場騙局或鬧劇”。更爲匪夷所思的是，該活動的大陸地區聯絡人居然告訴高耀潔名單已經向全球公佈，提名無法退出。時至今日，在該活動的主頁(www.1000peacewomen.org)上，王安憶和高耀潔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即使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權拒絕領獎。但是，一個由批判知識分子負責組織的活動，居然無視被提名者的意願，強行“綁架”她們參與這個活動，不知道《讀書》編輯在什麼意義上認爲這是“以介入的方式、以自身的政治去推動對於什麼是和平的全新的理解”。
迴應：針對上述程序性質疑，《讀書》主編汪暉發表《現實的幻想與幻想的現實》一文：
你到底要什麼？什麼纔是你的“現實”？從文章的邏輯來看，他能夠回答的大概除了最爲現實的“秩序”，就是維護這個“秩序”的“程序”！
這樣的指控本不值得迴應，但這個爭評活動的意義卻值得澄清。在我看來，這個活動的真正意義從一開始就不是“得獎”，而是呈現與這個秩序及其程序完全不同的世界的故事；這些文章從一開始就不是要表彰什麼偉大人物，而是爲了讓那些一心要維護這些創造偉大人物的秩序的人不舒服；這個事件從一開始就不是要去維護這個現實及其秩序，而是要讓這個最爲現實的秩序及其程序暴露出它的虛幻性。
然而，在圍繞這個活動的爭論之中，惟獨聽不到的是對諾貝爾和平獎及其結果的討論和質疑。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巴拉迪和國際原子能機構，我們沒有聽到這些論者的評論，大約很安心。在那一期的編輯手記中，我說過我從根本上懷疑這個獎的意義———這並不是對所有候選人的懷疑，而是對和平獎所代表的‘和平’概念的懷疑(以下是對巴拉迪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獲獎的質疑，因篇幅較長，此處從略)。
在對什麼是“現實”、什麼是“幻想”的理解上，我和那些指控“批判的知識分子”爲“超級幻想”的人的確站在兩個世界裏。這次評獎活動及其引發的爭議正好構成了一個事件：如果這個事件能夠讓那些長久以來被壓抑的人、聲音、故事在這個片刻展現出來，我們就能夠看到那些擾嚷之聲所要維護的秩序是多麼的不真實———那不是肥沃的泥土，而是長不出和平之樹的灰塵。
尾聲：汪文發表後，有讀者繼續質疑，並聯想到2001年“長江讀書獎”幾乎是同樣的人發生同樣的程序性問題，“歷史何其相似”？也有兩邊勸和，但也指出汪文不該回避程序問題，轉移視線。“長久以來被壓抑的人”高耀潔女士，頑強發出她的“聲音”：
我只希望組織者能夠正面地、直接地對下列疑問做出迴應：一、公佈活動期間所有收支賬目，如果屬於公益活動，這是活動的義務之一；二、公佈投票過程，究竟哪些評委參與了投票，哪些以書面形式提交，哪些根本沒有參與；三、公佈評選過程中兩名因被多次提名而退出評委成爲入選者的姓名。
我希望汪暉、劉健芝等人不要再高談該活動的偉大意義，因爲對此我並無異議。但是，假借公益活動的崇高名義，卻幹着追名逐利的勾當，這樣的例子現在又何止一二？
此後靜場，高耀潔教授再也沒有得到迴音，12月原定在昆明舉行的會議大概已經開過。上述“灰塵”說，大概是“塵埃落定”了。
“中國文化”本來是左傾政治的受害者，由此纔有文化保守主義的迴歸，並出現“文化中國”說以圖矯正，只可惜以“偏”糾“偏”，還是一個“偏”。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左傾歷程中，大多數時候是西方的老師誤導中國的學生，但也不是沒有出現過幾篇“枳”勝於“橘”的傑作。上述汪暉一文，當屬傑作之一，可令西祖瞠目於後。高耀潔質疑的那些程序性疑點，汪暉並不是責任人，很可能事先並不知曉。儘管高調評價說得過早，後來發現並不是“惟一”、“真實”的“希望”，也不是沒有改錯的餘地。如要繼續保持原身段，可以有一個自我批評；倘若改行低姿態，保持沉默也可以。錯就錯在舊錯之上，再置以一個新錯：強詞奪理，以“偉大意義”轉移人們對“程序疑點”的視線。幸虧高耀潔不是“人文翰林”，邏輯訓練還沒有忘，故不糾纏“偉大意義”。
左傾思維的通病，是將“意圖倫理”置於“責任倫理”之上，以“偉大意義”辯護“程序可疑”，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就是這樣犯下的。
五、其他
2005年度文化事件還很多，舉不勝舉。剩下不多的篇幅裏，只能以一句話評論，匆匆帶過。這裏必須聲明，有些一句話評論是我說的，有些不是我說的：
巴金逝世：朝野同悲，一方看重的是善良，一方看重的是軟弱。
李敖從臺灣來大陸演講：以鬥士始，以丑角終。
超女獲獎：十指打敗了三指，一指打敗了十指。(“十指”、“三指”、“一指”，分別指按鍵盤、握筆以及手機發短信)
崔永元的憂鬱症：是央視病，不是小崔病。
南方報業集團聲明闢謠：本公司無新聞。
中國電影百年慶典(1905～2005)：電影越來越多，觀衆越來越少。
全運會醜聞過多，可多說一句：
1，“一個月前我就知道了這枚金牌不是我的了！”(藝術體操比賽，中國頭號女選手鍾玲在個人全能比賽中僅獲銅牌，憤而宣佈退役)
2，“各位觀衆，江蘇隊獲得了最後的勝利，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感謝裁判！”(全運會壘球比賽，現場解說員因欣喜過度，脫口而出，中華體育史上最爲黑色的“脫口秀”即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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