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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今天，一代偉人周恩來離我們遠去。30年來人們一直未淡忘他的身影，名詩《周總理，你在哪裏》的呼喚依然在耳。時值周恩來逝世30週年，本報與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組聯合推出紀念專版。所刊文章從兩個全新的角度展現了周恩來爲公時的高瞻遠矚，治家時的無私正直。
周恩來不能容忍親屬搞特殊化，同時也要求領導幹部要過“親屬關”。他並不是板起面孔訓話，而是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原國家環保局局長曲格平先生的回憶文章，讓我們瞭解到：原來早在上世紀70年代，周總理就與世界同步關注着環保問題，並在世界上較早提出了“預防爲主”、“變廢爲寶”。周總理的治家和他的環保遠見，留給我們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至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中國古代將治家與治國聯繫在一起，因爲在以家族爲本位的社會裏，家國同構，治家就是治國。對我們今天的領導幹部而言，家庭倫理與政治倫理依然是互相影響而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一個人對伴侶、對子女、對親屬的態度能夠塑造出他的政治品格；而一個人在政治上的大是大非也足以反映出他在處理家庭關係時的對與錯。同時，家庭關係又每每與政事公務關聯牽扯，一個人若不能處理好家事，又如何能處理好政事、國事呢？
老一輩革命家在治國與治家的關係上，爲我們今天的黨員和領導幹部立了一面鏡子。從他們身上，我們能深刻地體悟到治家的重要性。周恩來同志是黨風的楷模、治國的典範，同樣也是治家的榜樣。他對親屬的要求與教誨的點點滴滴，體現了一名共產黨員的精神境界。
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
鄧穎超既是周恩來相濡以沫的伴侶，又是共同奮鬥的戰友。她從青年時代就投入到革命活動之中，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完全可以勝任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職務。但周恩來曾說過：“只要我當一天總理，鄧穎超就不能到政府裏任職。”1974年籌組四屆人大領導班子時，毛澤東曾批准提名鄧穎超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被周恩來壓下來。直到他去世後，鄧穎超在1977年被選舉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時，才得知此事。這是周恩來從一國總理的角度出發，對妻子也是對自己的嚴格要求。鄧穎超理解和支持自己丈夫的決定，從沒有對個人工作安排提出過要求，甘於默默地奉獻。召集親友開了一個會，耐心地解釋徇私情的危害
對親屬，周恩來是個重感情的人。新中國成立伊始，周恩來家鄉的親屬紛紛致信祝賀，有的還來京敘舊。不少人示意要進京做事，在新政府裏謀得一官半職。這些親朋有的幫助過革命，也有因與他的關係受到牽連，吃盡苦頭。
爲了妥善處理好這些親舊關係，周恩來把他們召集起來開了一個會。他耐心地解釋道：“舊社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現在是新社會了，不能搞舊社會的裙帶關係，我是人民政府的總理，共產黨的總理，是幹革命的，不能有私心，不能徇私情。如果我介紹親朋好友到各部門任職，就可能上行下效，造成一種不正常的現象，形成一股不好的風氣，危害極大。千里之堤，潰於蟻穴啊！”
十條家規告訴人們該如何處理家國關係
在周恩來二十多年的總理生涯中，周家逐漸形成了“十條家規”：
一、晚輩不準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
二、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
四、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許請客送禮；
六、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
七、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
八、生活要艱苦樸素；
九、在任何場合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這十條家規是周恩來高尚人格的寫照，也展示了共產黨人處理家國關係的崇高境界。
周恩來本人以身作則、嚴格治家。他多次表示：“我的任何親屬來北京都不派車。”就連淮安老家唯一的長者———他的八嬸母，解放初期兩次來京，周恩來也沒有派車接過。
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上世紀20年代參加過大革命，解放後在一個工業部門工作，後因病不能正常上班，被有關部門安排到內務部任參事。周恩來反對這樣安排，多次找到當時的內務部長提出意見，並在一次會上說：“周某人的弟弟在內務部做參事，不管是什麼原因去的，總沒有好影響。他在工業部時能夠工作，我不干涉，現在當參事等於拿乾薪，那就要考慮了。”會後，他執意要求內務部按有關規定給弟弟辦理病退手續。周恩壽病退後，從1950年到1968年在哥哥那裏領取生活費，從每月105元到120元，後來增加到200元，直到周恩壽的六個孩子全部工作。
對待晚輩，周恩來既嚴格要求，又諄諄教導
對於周家的晚輩，周恩來既嚴格要求，又諄諄教導，去除他們依賴父輩的觀念，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親情觀、身份觀，成爲自食其力的新中國建設者。周恩來經常向他們強調：“不要因爲我是總理，就自認爲有什麼特殊，造成不好的影響。上幾代，周家是個封建大家庭，你們要自覺改造自己。不能學八旗子弟。”
侄兒周爾輝的父親是烈士，周恩來將其接到北京撫養。當時北京辦有幹部子弟學校，是專門培養烈士、高級幹部子女的，條件相當好。但周恩來沒有讓周爾輝上這樣的學校，而是讓他到普通學校就讀，還特意囑咐無論是領導談話、填寫表格，還是同學之間交往，千萬不要說出與他的這層關係。
後來，周爾輝在北京一所大學任教，1961年結婚後，學院領導幫助解決夫妻分居的難題，把他愛人從淮安調到北京。周恩來知道後批評道：“這幾年遭受自然災害，中央調整國民經濟，北京市大量壓縮人口，國務院也正在下放、壓縮人員，你們爲什麼搞特殊化，不帶頭執行？”他還說：“任何時候都要防止特殊化。”在他的說服教育下，侄兒、侄媳一起調回家鄉工作。
1968年，周恩來的侄兒周秉和與侄女周秉建先後赴延安和內蒙古插隊。由於表現好，1970年經當地羣衆推薦，二人按照正常手續，分別應徵參軍。
當週秉建穿着軍裝到北京看望伯父伯母時，周恩來說：“你參軍雖然符合手續，但內蒙古那麼多人，專挑上了你，還不是看在我們的面子上？我們不能搞特殊化，一點也不能搞。”
經過耐心動員，周秉建回部隊後寫了申請離隊報告，但部隊領導仍想挽留。周恩來專門向總政和有關軍區的負責同志提出：“你們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周秉建最終脫下軍裝，返回內蒙古草原插隊勞動。臨行時，周恩來說：“我沒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這條路。”在延安插隊的周秉和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後來他也辦了離隊手續，從新疆回到延安插隊勞動。
還有一次，兩個來京探望他的晚輩來不及看戲，祕書就叫司機送他們去。周恩來知道後批評了兩個晚輩和祕書：“這是搞特殊化！破壞了家規。晚到幾分鐘，少看一段有什麼了不起呀！”並交代祕書，“記上賬，今晚交雙倍車費，扣我工資。”
領導幹部要過“親屬關”：“老爺要反對，少爺也要反對”
周恩來深深懂得“治家”對於一名黨政領導幹部的重要性，對於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的重要性。解放初期，他在視察北京101中學時，就以清朝八旗子弟爲例，告誡幹部子女們不要搞特殊化，不要脫離勞動，不要脫離羣衆。他說：“你們如果特殊化，脫離了羣衆，人民是不會答應的。”
1963年5月，他在一次報告中提到領導幹部要過好“五關”，其中專門提到要過“親屬關”。他向在座的國務院副總理和國務院73個直屬機關的主要領導幹部提出：“我們的領導幹部，首先是我也在內的這407個人應該做出一點表率來。不要造出一批少爺。老爺固然要反對，少爺也要反對，不然我們對後代不好交代。”他引用秦始皇溺愛秦二世，結果秦朝亡於秦二世的教訓，要求大家以史爲鑑，“我們決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爲國家和社會的包袱，阻礙我們的事業前進。”對於過“親屬關”的困難，周恩來認爲，“過親屬關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
周恩來還提出了自己教育親屬的方法，說：“對親屬，到底是你影響他還是他影響你？一個領導幹部首先要回答和解決這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你不能影響他，他倒可能影響你。我看，解決親屬問題的最好辦法主要是依靠社會，由社會去鍛鍊他、改造他。要相信社會力量。”今天，我們的領導幹部仍然面臨着如何過“親屬關”的問題，周恩來這些40多年前的論述真可謂遠見卓識。
周恩來治家的故事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新中國成立後，領導幹部的家庭關係一直是黨和國家反腐敗工作的重點和難點。江澤民同志曾經說過：“領導幹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爲人民謀利益，絕不能把它當作自己和家庭成員牟取私利的手段。我們是共產黨人，決不能搞封建社會那種‘封妻廕子’、‘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腐敗之道！能不能做到這點，是對每一個領導幹部很現實、很嚴肅的考驗。”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1月6日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要進一步加強道德修養，教育引導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正確的權力觀、利益觀、地位觀，模範遵守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堅決抵禦各種腐朽落後思想文化的侵蝕，永葆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
周恩來的“治家”，不僅是對親屬的嚴格要求，更是一種樹立社會主義新道德觀的教育方式。我們的領導幹部不妨認真反思一下自己是如何處理家事與政事、國事的關係的，如何要求親屬子女的，又是如何教育他們爲人處世的，給他們樹立了什麼樣的親情觀、身份觀、權力觀。因此，在管理、教育自己的親屬子弟方面，領導幹部同樣要對黨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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