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肉、糖葫蘆、北大畢業,三個關鍵詞是如此的普通,但人們卻圍繞着它試圖破解其中的邏輯關係。是的,天下熙熙攘攘,賣肉的賣糖葫蘆的可以說海了去了,爲什麼偏偏北大畢業生操此行業會成爲新聞,供媒體架在大鍋上熱炒?
有人指出市場經濟沒有“丹書鐵券”,人才定位需要重新評估,不管你是北大還是西大東大,真正的“大”需要在考驗中決定是否爲真金。也有些人慨嘆社會埋沒人才,猛敲人才高消費的警鐘。
固然,隨着大學的擴招,一度作爲天之驕子的大學生不再擁有耀眼的光環,更多的大學畢業生涌向了市場,博取以前中專甚至初中生從事的工作。然而,這並不代表有人驚呼的人才過剩,事實上,此乃現代社會對高素質人才需求的必然體現。
他人賣肉賣糖葫蘆能賣得,爲什麼偏偏大學生就賣不得?封建時代講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文革”時期“破舊立新”走向極端,形成了“讀書無用論”。爲什麼我們的價值判斷非得在極端遊移呢?而同樣的事在西方國家爲何不能成爲新聞?爲何在他們那裏大學畢業之後給人擦鞋乞討,人們反而見怪不怪呢?
前些日子,讀到這樣一則新聞,德國一位名牌大學畢業的老兄,厭倦都市鋼筋叢林的生活,居然攜女友遁入森林,過起了“野人”生活,並在孩子出生後,仍幹刀耕火種的營生。耐人尋味的是,德國公衆並不因他是個名牌大學的高材生而搖頭嘆息,讓他們擔心的只是孩子在這樣環境下生活久了將來難以融入社會。
勸說大學生沉下心來搞好職業和人生定位的言論,可以“疊牀架屋”;而另一方面,公衆也應對人才標準做出理性判斷,要知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根本不存在大學生該幹啥不該幹啥的鐵律,而是遵從市場的選擇,前提當然是正當合法。
我們不必說賣肉賣糖葫蘆同樣能闖出一片新天地,儘管這絕非不可能,但我們至少可以這樣說,大學畢業生賣肉賣糖葫蘆並不辱沒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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