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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瀋陽市第十三屆人大四次會議召開，旁聽席上6張稚嫩的面孔成爲此次會議一道亮麗的風景，併成爲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他們就是從20多萬瀋陽市中小學生中選出的旁聽此次人代會的學生代表。據瀋陽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尹良培介紹，中小學生旁聽人代會，在全國尚屬首次。據悉，瀋陽20多萬名中小學生在參加“爭做人大小代表”活動中，共提建議30多萬條，其中12份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城市建設等多個層面的建議通過人大代表提交大會。
“小代表”中，年齡最小的僅10歲，最大的17歲，都是品學兼優的學生。然而，政治對於未成年人來說，畢竟不同於書本上傳授的知識，讓他們參與政治，對其成長有着怎樣的積極意義？是否會影響會議的嚴肅性？社會又如何看待這樣的嘗試呢？記者對此進行了多方採訪。
“小代表”旁聽引發爭議
擔任“小代表”輔導老師、已連任21年代表的遼寧省人大代表馮有爲，對此舉給予了高度評價：“現在很多成年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選舉權利，而‘小代表’旁聽人代會的嘗試，不僅給未成年人提供了認識和了解社會的機會，對青少年從小樹立‘我是祖國小主人’的民主意識和政治意識，也有着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一次旁聽也許還不成熟，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參加的次數多了，‘小代表’就會慢慢成長起來。”全國人大代表許智慧說，剛從媒體看到這條消息的時候，就從心底裏爲瀋陽市人大的大膽嘗試叫好。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蔣勁鬆認爲，我國對小公民的民主意識培養非常缺乏，政治課裏傳授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非常抽象，很難讓孩子提起興趣。要讓他們真正理解什麼是人民代表大會、人大代表都有哪些職能、大會如果審議、怎樣表決等等一系列內容，瀋陽市人大的做法就是很好的示範。旁聽不等同於監督，它的教化功能非常重要，尤其對小公民，讓他們親眼看親耳聽親身感受一下，對身心發展非常有益。從小培養孩子的代表意識，對提高全民的政治素質也有着積極意義。
然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研究所的王維國副教授則不贊同這種做法。他認爲，未成年人畢竟還沒有步入社會，其心智和知識結構還有欠缺，未成年人通過參加旁聽，能夠產生多少實質性的效果還不好說，對未成年人進行民主教育應該循序漸進，旁聽人代會並不是唯一的、最適合的辦法，所以此舉有“作秀”的嫌疑。
代表：“小代表”的表現不是“作秀”而是“優秀”
馮有爲介紹說，“小代表”是在少年兒童活動中心層層篩選出來的。在幫“小代表”逐字逐句修改建議過程中，馮有爲說，最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在孩子提出的建議中，僅有兩條跟校園生活有關，絕大多數的建議內容都涉及公共事務。“現在的獨生子女普遍都很自私，只關心自我，通過參與人代會，可以讓他們更多地關注社會，關注公共事務。這次‘小代表’提的建議涉及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這種變化本身，恰好印證了此次旁聽的意義。”
尹良培認爲，“小代表”旁聽人代會的根本意義在於，從小培養中小學生的民主意識和法制意識，而不是讓他們提出可行的議案或建議。他說，孩子們通過人大知識培訓、調查研究等活動接受薰陶，並通過旁聽人代會，能夠了解到人代會是怎麼開的，老百姓的意見是如何通過法定程序表達的，可以使他們在過程中感受民主，在思想上紮下民主的根。尹良培認爲，“小代表”旁聽人代會不是“作秀”，而是表現很“優秀”。
來自瀋陽二中的“小代表”劉湃在接受採訪時說，非常珍惜這次旁聽機會，他發現關心社會比不關心社會的思路要開闊得多，長大後就要步入社會，讀書的目的也是要爲社會服務，所以從小就要更多地關注社會。
“雖然孩子提的建議還很幼稚，雖然只有少數人旁聽，但是這種形式卻在瀋陽市乃至全國都產生了示範效果。”馮有爲希望，社會能夠對這一嘗試給予更多的寬容。他建議人大用制度將這一活動固定下來，增加“小代表”與人大代表交流的機會。例如，和代表一同參加社會調查、聯繫選民等活動，這必將有益於他們瞭解社會、融入社會。
“從1997年開始，瀋陽市兒童活動中心相繼舉辦了八屆‘愛國愛黨愛家鄉，爭當人大小代表’的活動。”瀋陽市兒童活動中心主任李鶴說，孩子是祖國的未來，將來是治理國家的主人。這次組織“小代表”旁聽，就是要培養孩子從關心國家大事入手，培養他們的民主意識、法制意識。用孩子的眼光關注國家和社會的大事，用孩子的視野關心他們成長的環境，增強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專家：旁聽人代會的主體應是選民
“西方議會的功能之一就是教育功能。我想瀋陽市人大常委會給中小學生6個旁聽名額，也是基於這樣的考慮。”王維國說，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公民的民事權利包括財產所有權、債權、知識產權、人身權等，但不包括選舉權等屬於政治權利和非民事權利的人身權。《憲法》規定：未滿18週歲的公民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並不意味着未成年人沒有關心民主政治、關注經濟建設的權利。也就是說，理論上，公民都可以旁聽人代會。
然而，未成年人尚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爲能力，不具備獨立判斷事物的能力，面對人民代表大會這樣的權力機關，要求他們對公共事務提出解決方案，對代表工作進行監督，是不切實際的。
雖然我國法律尚未對旁聽主體加以規範，但王維國認爲，應當對旁聽主體的年齡加以限制，明確將旁聽主體確定爲選民，而不是公民。這也是基於《憲法》和《選舉法》的有關規定。
王維國說，應當將有限的旁聽席位留給有政治權利的選民，因爲人大代表是選民選舉的，選民有權監督人大常委會和人大代表的工作，以便更好地進行選舉。而旁聽，則是選民直接進行監督的方式，效果很好。
據記者瞭解，有些地方人大在充分發揚民主，培養未成年人社會職責感方面已經做出了有益嘗試。例如，2003年8月，上海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對《上海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草案)》進行審議時，上海市人大特別要求上海市教委、團市委組織該市中小學生開展對條例草案的討論，並根據不同類型的學校和學生，組織座談，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還直接與有關中小學校學生座談，聽取他們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和建議，收效非常好。
要對旁聽進行立法規範
1985年8月，山東省濰坊市人大常委會邀請公民旁聽常委會會議，這是公民旁聽制度在地方人大的最早實踐。自從1998年制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事規則》，規定全體會議設置旁聽席後，公民旁聽制度作爲一項人大工作制度得以確立，並迅速在全國各地人大中推行。據瞭解，目前全國很多地方人大都實行了公民旁聽制度，但是由於沒有統一的法律依據，各級地方人大常委會實行旁聽制度的做法不盡相同，主要體現在對旁聽人大常委會會議的主體界定方面。對此，專家學者一致認爲，應該對旁聽制度進行統一規範。
“旁聽制度，是一項通過擴大公民的有序參與，增強人大工作的公開化、透明化，便於公民監督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履職的好做法。”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祕書長劉維林說，目前各地人大的操作辦法差異較大。例如，有的允許旁聽人員發言，有的規定只能提交書面建議；有的地方不允許外來人口旁聽，而今年1月15日，上海市人大卻率先在人代會上允許外來務工人員旁聽。還有瀋陽市“小代表”旁聽人代會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劉維林認爲，無論旁聽主體如何確定，旁聽制度都涉及旁聽報名程序、旁聽人員的確定、旁聽意見的吸納和反饋等多個環節，要確保其充分發揮作用，有必要加以規範，條件成熟的時候要立法。
王維國認爲，隨着外來人口的增多，以及城市結構的變化，到底誰有資格旁聽的問題亟須規範。在沒有立法之前，國家應該儘快先出臺一個指導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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