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10月，湖南老人鄭大爺進京看病。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簡稱“北醫三院”)門口，有人攔住鄭大爺說，北京西郊有個診所能治他的病，還省錢。於是鄭大爺沒有進北醫三院，而是在那個診所買了1000元錢的中藥回老家服用。一年後，鄭大爺被查出患有肺癌，晚期，不久去世。
“是醫托耽誤了父親的病情。”最近，鄭大爺的兒子對筆者說，“如果父親沒有被騙，早點查出是癌症，說不定有手術的可能。可病情被耽誤了一年……”鄭大爺被查出癌症後，他陪着父親再次來到北京治病，親眼目睹了醫托如何巧舌如簧、糾纏不休，“他們簡直就是附着在醫院周圍的毒瘤！”
“越可憐的人越好騙，病急亂投醫，說什麼信什麼”
北醫三院保衛處副處長巨睦說起他的戰友被醫托欺騙的事，忍不住嘆息：“原來他的眼睛好得很，可現在失明瞭，一直沒恢復。”
那是1999年，戰友的視力下降，在同仁醫院眼科看了一段時間，沒效果。“你這病好治，去××醫院找××大夫。我有個親戚得了你這病，就是在那裏治好的，還省錢。”有個陌生人挺“熱心”地說，還寫了醫院的地址和大夫的姓名。巨睦一打聽，這個石景山公園附近的小醫院確實有行醫資格，醫生還是同仁一個老醫生的兒子，就讓戰友去了。
“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有‘醫托’這回事。後來想起來，這個醫生翻起眼皮看了看，就開了2000多元錢的中藥，什麼檢查都沒做。帶我戰友去的，肯定是個醫托。”巨睦說。
戰友在那個醫院住院半個多月，視力沒有好轉，開始嘔吐。家人把他轉到附近大醫院做CT，檢查出是腦膜瘤壓迫了視神經，立即轉到腫瘤醫院，切除了腫瘤。“可是已經被耽誤了，失明瞭。腫瘤醫院的醫生跟他說，保住性命已經不錯了，再拖延下去，就有生命危險。”
家住北醫三院旁邊的齊大媽(化名)有時候跟醫托聊天，和當了一年多醫托的一個小夥子熟悉。一次，齊大媽看見一個女人被兩個年輕人扶着從車裏下來。“那個女的看上去病得很厲害，靠在旁邊人的身上，頭都擡不起來，也沒力氣說話。那個小夥子笑嘻嘻地上去跟他們說了一陣話，他們就拿着他給的寫有某家騙人‘醫院’地址的紙條，打車走了。”
齊大媽忍不住說那小夥子：“你看人家病得都要死了，這樣的人你也騙，還給人活路嗎？”
“就是這樣的人，纔要騙他。越可憐越好騙。”小夥子回答，“你想，本地人都有醫保，騙他，他也不會往別地兒去；外地那些經常出差到處跑的人見識廣，騙不了他；就是這種外地上北京來看病的人，不熟悉這兒的情況，病急亂投醫，說什麼他信什麼。”
騙人的宣傳材料發到醫院附近的地下室旅館
北醫三院附近到底有多少醫托？北醫三院保衛處治安組組長王斌說有三十多個。而齊大媽肯定地說，有五十多個，年後回來了二十多個。筆者在北醫三院內外採訪一週，看見醫院內外至少有十二個醫托。
在北醫三院附近的地下室旅館中，住着很多外地來北京看病的患者和患者親屬。筆者選擇了一家名叫“園北”的旅館進行隨機採訪，發現這裏的患者幾乎人人都有被醫托欺騙的遭遇。
來自河北張家口的馬先生說：“醫托太多了，我去哪個醫院都能遇見，什麼宣武、天壇、301，門口都有好多醫托。他們的話我都背熟了，他先過來問你得的是什麼病，然後趕緊說我的親戚也是這個病，這裏不是看這個病最好的醫院，我給你介紹一個專家，去年某某也是在他那裏看好的。想辦法把你騙到那裏去。”
旅館門口負責登記的侯先生說：“住在我們這裏，上過醫托當的人特別多。醫托還給我們一些‘專家’的證書和影印資料，要我們給住在這裏的旅客介紹，說給我們提成。我沒答應，我看他們也太過分了。”
新疆的馮先生剛下火車就被醫托盯上了。“這個人說看這個病最好的醫院，是首都師範大學旁邊的北京中管衛中醫研究所，旁邊一個學生模樣的人也說這個地方好，於是我就有點相信了。去了以後看到很多證書錦旗，而且看病的人態度非常好，我就相信了。白白交了1000元藥費。”
在旅館值班室裏，一個東北大姐對筆者說：“最慘的就是農村來看病的，農村來的根本看不起病啊，沒錢怎麼治？很多病人來了幾天，連號都掛不上就得走了。醫托這時候就會過去說，你們農村人沒錢治病，我給你介紹幾個專家，收費很少，但是效果很好，鄉下一個妹妹就是在這裏治好的，等等，把人家僅有的一點錢也騙走了。”
醫托有四五夥人，將患者騙往四五個不同的地方
在北醫三院保衛處工作了十六年的保衛員王兆亮說，北醫三院門口的醫托是2000年以後纔多起來的，之前沒幾個，也不敢明目張膽；到了2003年以後，醫托越來越囂張，人數也越來越多。
“醫托很多是湖南衡陽地區和常德地區的人。以前北京對外地人管理力度大，他們不敢隨便來。取消暫住證、收容法以後，越演越烈，因爲沒有約束他們的東西了。”王兆亮說。
據知情者透露，北醫三院附近的醫托有四五夥人，將患者“託”往四五個不同的地方。醫托之間都是老鄉甚至親戚，有母子一夥兒的，有夫妻一夥兒的，也有一家子抱着小孩一夥兒的，等等。
醫托都是被小醫院或診所僱用的，雙方五五分贓。醫托內部有幫派。據知情者說，以前盤踞在北醫三院附近的一幫醫托，每人每年收入十五萬元左右。兩年前，現在這幫醫托把原來那幫趕走了。這幫人裏，最能掙錢的是兩個男胖子，夏天的時候，一天能“託”走十來個病人。“這兩人一個月收入1萬元是沒問題的。其他人不如兩個胖子厲害，但是一天也至少能託走四五個，有的時候七八個，甚至更多。”
北醫三院保衛處治安組組長王斌證實，這些醫托裏，不斷有人走，有人來，但有些老面孔在北醫三院門口已經晃盪了兩年了。
北醫三院保衛處副處長巨睦說，這兩年，北醫三院聯合公安機關，對醫托的打擊比較厲害，僅2005年下半年就打擊了兩次。“他們以前還敢明目張膽地拉着患者，這一兩年，只發宣傳材料和寫紙條了。”巨睦說。
可是北醫三院門口的醫托並沒有因打擊而減少。巨睦說起來很無奈：“打一陣好一陣，過段時間又來了。”
只要僱用醫托的小醫院小診所仍然存在，就總會有人被利益誘惑去當醫托
“根子在非法行醫。”巨睦說。巨睦認爲，只要僱用醫托的小醫院小診所仍然存在，醫托這個行當就會有利可圖；這樣就總會有人被利益誘惑去當醫托。
北醫三院2004年1月5日曾給北京市衛生局醫政處提交了一份報告，介紹了醫院周邊號販子和醫托的情況並提出整改建議。
這份報告稱：“這些醫托大多將病人帶至香山、五棵松、石景山、亞運村、公主墳等地的軍隊、武警及某機關大院的門診部找某某大夫。經我們瞭解，這些所謂的大夫並非上述門診部的正式人員，均是租用門診部的診室，然後讓醫托爲其拉病人。”
王斌在協助民警取證時，常常發現僱用醫托的診所深藏在某個部隊大院中，而前去取證的人常常被守門的戰士攔下。王斌認爲，有關部門對醫托的整治沒有聯合起來，是至今勞而無功的重要原因。
該報告認爲，整頓醫托工作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一、公安機關打擊力度不夠；二、醫托問題的定性不明確，對醫托只能進行批評教育，收效甚微。
據北醫三院保衛處記錄，2005年4月至5月，抓住醫托4人。“抓了根本沒用，取證很難，也沒有專門的法律法規管這個，派出所抓了也只能放回來。”巨睦回憶，這幾年，派出所只關過一個醫托，是一個老太太，因爲執法人員盤問她時，她跟執法人員“搗亂”，於是派出所以“擾亂社會秩序”關了她七天，又放了。
而醫院保衛處只能在患者投訴時，讓患者自己將醫托指認出來，幫患者追回錢款，並趕走醫托。“這些醫托也懂一些法。他們會說，醫院是公共場所，我什麼都不幹，呆在這兒不行嗎，你們沒有權力趕我走。或者掛一個便宜的號，就說是來治病的。有些醫托被抓住了，會說自己是法盲，不知道僱用自己的醫院是不是合法，自己只是來發廣告。”巨睦說。
就此，北醫三院提交的報告提出了兩條建議：一、建議制定有關醫托問題的專門法規，使今後處理此類問題有法可依；二、建議清理整頓軍隊大院內的小門診部，使醫托問題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如果看病不是這麼難……
這是一個平常的星期一早晨。6時30分，北醫三院門口排隊掛號的人羣已經排出掛號大廳，排出醫院門口。7時，開始放號，陸續趕到的人們依次排到隊伍末尾。7時10分，隊伍的前端開始騷動，“怎麼專家號就沒了”？人羣中有人叫喊。7時40分，隊伍後端有人開始離開。“這會兒普通號都沒了，還排着幹嗎？”有人低聲抱怨着走了。
“給我50元，明天我幫你排號。”北醫三院門口一個賣水果的大媽說。“我這算便宜的。你去找那些票販子的話，200元的專家號能多加500元賣給你。”
武漢來的李浩(化名)正是爲了一個原價5元賣到60元的普通門診號，跟票販子打了起來。“我們這點小病，總共看下來最多也就100元左右，掛個號就要我60元，你們太黑了。”
齊大媽回憶起四五年前的北醫三院仍然感慨。那個時候，來這裏看病的主要是北京人，隨時來都能掛上號。“現在不行了。票販子僱人在每個窗口都搶先排上，一開始掛號就每人搶上兩個。一般人想掛號，冬天早上五六點來能掛上普通號，夏天得早上四點來，專家號幾乎是不可能掛上的。現在幾乎只有兒科、產科、急診，病人幾乎隨時來都能看，別的科都一大早就沒號了。”
“現在看病太難了，我們掛個號就要凌晨爬起來，但那七個人(筆者按：指票販子)一直就在最前頭，一個個還特別橫。”家住附近的李大姐說。
“外地人專門來北京看病的就慘了，如果沒錢住旅館等着掛上號，要麼被號販子宰上幾百元買個號，要麼就被醫托弄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齊大媽說，“你去問那些被騙的人，十個有九個會跟你說，反正沒號了，想看也看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