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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陸續閉幕的各地“兩會”上，“幸福指數”成爲一個被頻繁提及的話題。細讀各地政府工作報告和“兩會”的議案、提案，人們發現，各地在制定新的發展規劃、指標時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變化：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問題越來越佔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國計”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圍繞“民生”展開。
中央黨校研究員曾業鬆認爲，將公民滿意不滿意、幸福不幸福作爲檢驗政府工作的終極標準，意味着“以人爲本”正在真正成爲政府的核心執政理念。
“老面孔”淡出“新指標”醒目
在各地相繼通過的地方發展規劃中，工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外貿出口總額、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到位金額……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老面孔”正在逐漸退出政府的指標體系，被節能、科技、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新指標取而代之。
中央“十一五”規劃建議提出的“十一五”時期單位GDP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目標，成爲各地方規劃的“共同選項”。一些省市還制定了降低水資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指標。北京提出“十一五”期間水耗要降低20%，其中2006年降低5%。山西省提出萬元地區生產總值平均耗水量年均下降8.3%，5年降低35%；萬元地區生產總值污染物排放總量年均下降10%，5年共降40%左右。
“過去我們確定經濟指標習慣做加法，想的、做的都是上項目、增加產值，而今我們也要學會做減法，就是要把能耗、水耗給降下來，這是‘十一五’規劃的硬指標。”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如是說。
一向發展速度較快的浙江，把未來5年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定在9%以上，相對於這個省“十五”期間年均12.8%的增勢，似乎顯得“保守”，然而這一對全省經濟結構調整和運行方式的重新“定位”，則是建立在不再比拼經濟增長速度，而要兼顧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這個指導思想之上的。
上海、江蘇、山東、廣東等地，亦將“十一五”期間GDP增長速度紛紛調低。將循環經濟、綠色GDP等指標納入對地方成績的考覈之中。在經濟逐漸步入快速增長期的中西部省份，各地規劃中也透露出不“唯項目論”、不走“先污染、後治理”老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強烈信號，陝西省還提出要建立節能降耗統計發佈制度。
“幸福感”受關注“滿意度”成指標
城市噪聲問題，農村醫療衛生問題，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房價高、上學難、看病貴，以及環保、治安等各類問題，無論事情大小，最讓百姓牽腸掛肚的，也是地方“兩會”普遍關注的。“幸福指數”這一概念就自然而然被引進了會議。
西安市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要“把解決擴大城鄉就業、健全社會保障、調節收入分配、維護民主權利、注重公平公正、保障公共安全、提高健康水平、豐富精神文化生活等人民羣衆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作爲着力點，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維護社會穩定，提高全市人民的幸福指數。”
北京市統計局局長崔述強透露，今年北京將開展幸福指數研究，推出一套幸福指標體系，並將其納入和諧社會指標評價體系中，將“幸福感”作爲衡量北京社會和諧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市民對生活境遇、工作境遇等的滿意度都可能成爲幸福指數。”
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絕不僅僅意味着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在浙江省省長承諾的今年十項政府項目中，從就業、社會保障到農村衛生醫療、鄉村基礎建設等，件件與農民相關。
中國人民大學毛壽龍教授說，要解決政府績效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完善政府績效評估。考覈幹部無論用什麼指標，都不如“羣衆是否高興和滿意”這個指標來得實在、有用。
“硬性指標”減少“民生指標”突出
在經濟學家眼中，地方經濟發展規劃的各項硬性指標減少，更加註重經濟增長質量和收益分享，健全並公平地分配公共服務，是一個重要轉變，反映了以GDP爲核心的增長方式已不再是“十一五”期間的主流方式。
上海市的規劃中共有5大類38項主要量化指標，這些指標被分爲“預期性”和“約束性”兩大類。過去指標體系中最受重視的經濟增長率，被歸爲預期性指標；而事關民生的指標則成爲了約束性指標，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到2010年，將有98%的市民得到各類社會保障，10%的老人享受社會化養老服務，社會安全指數達到100以上，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超過80%，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超過85%……在經濟發展指標中，只有單位生產總值綜合能耗下降率指標是約束性的。
“並不是所有指標都非完成不可。”上海市發改委有關人士解釋說，預期性指標是爭取達到，主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爲實現；約束性指標則是在預期性基礎上強化政府意圖的指標，政府要通過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和有效運用行政力量，確保實現。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認爲，只有淡化經濟增長指標，同時強化公共服務，突出政府責任指標，纔可能真正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自主創新是未來競爭的制高點。各地規劃中的另一項約束性指標，是“全社會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佔生產總值比重”，確定科技進步貢獻率，與中央強調的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一脈相承。
北京市提出，要加大研發投入，力爭2010年全市研發經費支出佔地區生產總值比重達到6%，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佔地區出口比重達到38%；江蘇、山東、上海等地不約而同地提出，“十一五”期間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專家評價，這個比例變化，意味着經濟發展正從粗放型轉向集約型，貢獻率越高則增長方式越具有可持續性。
“指標體系”變化“發展觀念”更新
一些學者研究了從“一五”到“十一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衡量指標體系變化，指出“指標”的變化的過程體現了科學發展觀形成的歷史進程。
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主要採用工農業總產值作爲衡量經濟發展的主要總量指標。從1985年起，中央在確定“七五”計劃的主要奮鬥目標時，開始用國際上通行的國民生產總值(GNP)計算。在“七五”計劃確定的經濟發展指標中，工農業總產值的增長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並列。
2001年制定的“十五”計劃，“提法”又一變，國內生產總值(GDP)被用作衡量經濟發展的主要總量指標。
國內生產總值與國民生產總值都是反映宏觀經濟的總量指標，專家指出，國內生產總值是“領土”概念，國民生產總值是“生產要素”概念；國內生產總值是“生產”概念，國民生產總值是“收入”概念。兩者既有區別又互相聯繫。由於國內生產總值包括了消費、私人投資、政府支出和淨出口額等要素，不但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表現、實力與財富，還可以反映其人民生活水平，因此常被公認爲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楊聖明認爲，經濟發展指標從“工農業總產值”到“GDP”的變化，反映出了物質生產和非物質生產並重的新認識。而今年地方“兩會”在發展指標上淡化GDP，重視“民生指標”，則反映了發展觀唸的深刻變化，把科學發展觀一步步變爲行動。
但是，他提醒說，在發展規劃中，“民生指標”的提出和強調並不意味着取代或忽視GDP指標，道理很簡單，沒有經濟實力的發展壯大就不會有人民幸福指數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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