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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個現代化都市在中國大地上流光溢彩，但在霓虹燈如幻如夢的璀璨繁華下，城市裏一些落後、髒亂的角落卻被幸福遺忘，如一個個痛苦的盲點。
“城中村”，這個城市化進程中產生的後遺症，不僅越來越成爲城市的“痛點”，更成爲社會關注的熱點。來京參加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的部分委員，對“城中村”問題表達了嚴重關切：“城中村”問題已經成爲和諧社會發展之痛，必須正視並解決。
記者目擊：髒亂黑臭的“城中村”
2月26日、27日，新華社記者連續走進了北京幾個典型的“城中村”：豐臺區“馬家堡三期”，東城區“北香河園”，朝陽區“西壩河村”，海淀區“龔村”。在這些地區，記者一致的印象是：衛生髒差、人員亂雜、黑房違章、市容不整。
走進“馬家堡三期”37號院，一股惡臭撲鼻而來，十幾排簡易磚瓦房一溜兒排開。牆上寫着“禁止亂倒垃圾”字樣，但“告示”下臭氣熏天的垃圾到處都是。記者站在一棟樓房前時，竟有幾隻小老鼠從面前的通道里鑽了出來。“西壩河村”每家都被來自安徽、河南、河北的農民工租住，村裏垃圾亂堆亂丟，村前的一條明渠幾乎被垃圾塞滿，村裏的房東們只管按時收取房租，根本不去理會租住人員。“北香河園”，距離北京東二環繁華地區直線距離不過三四百米，但在周圍高檔住宅的包圍下，這個破爛的平房區滿眼都是私搭亂建的違章建築，也幾乎全部出租給外來務工人員。
“城中村”的生活狀況，完全可以用“危機四伏”來概括。“馬家堡三期”現有“樓房”沒有加固就隨地加高，極易發生坍塌，而且樓與樓之間距離很近，一旦發生火災或水災，很有可能造成房屋“倒一間、砸一片”的嚴重後果。房屋的出租管理更是處於無序狀態，亂拉電線、亂用煤氣，造成了嚴重的安全隱患。
在“北香河園”，記者只看見密如蛛網的電線，卻沒有發現任何消防設施哪怕一個滅火器。易燃的雜物堆滿了走道，有點地方剛夠一個人側身而過。由於沒有暖氣，住戶都用煤爐取暖，一個住戶說這裏冬天取暖導致煤氣中毒的事時有發生。
“西壩河村”一位姓王的大爺說，村裏經常有打架的事發生，房東和租戶發生糾紛更是隔三差五。記者發現，爲了護家，這裏很多人都養了城市禁養的大狼狗，王大爺說狗傷人的事也發生過。
委員觀察：“城中村”是城市和諧的一個“定時炸彈”
污水滿街跑、垃圾遍地撒、人員構成雜、治安狀況差……這是全國“城中村”的普遍現象。
據調查，全國各大城市都存在“城中村”問題，2005年北京有“城中村”231個，西安有187個，廣州有138個，南京繞城公路以內有71個，太原有83個，上海、武漢、成都、重慶、呼和浩特、貴陽等城市也出現了嚴重的“城中村”現象……
據首都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調查，北京地區“城中村”主要分佈在鐵路沿線、商業繁華地區和大型工廠內。其基本特徵有4個：一是村落處於城鄉接合部地區，已經完全沒有農用地或只有少量農用地；二是居民住宅大多爲平房，低矮破舊，流動人口聚集，人口密度大，公共秩序混亂，存在安全隱患；三是基層管理組織不健全或根本沒有，無有效的人口管理體制；四是市政基礎薄弱，市政設施破損、陳舊，違法建設多，環境髒、亂、差。“事實上，‘城中村'的背後主要有四大成因。”朱勇新委員說，“一是經濟原因，一些村民和居民爲了收取房租，建了大量的違章建築；二是政策原因，近20多年城市盲目擴張，一些城市發展不均衡、管理不規範遺留很多發展和管理的‘死角’；三是體制原因，土地管理混亂導致對被圈入城市的農民無法管理，他們隨意建房廉價出租；四是農民工進城潮，大量外來務工人員需求大量的廉價住所，而‘城中村’房屋成本低符合這個需求。”溫克剛委員指出，“城中村”從某種程度上看，是城市和諧與安全的一個“定時炸彈”。
他說，以北京的“城中村”爲例，五大安全隱患就很突出：一是火災等安全隱患突出，極易造成羣死羣傷事故；二是治安問題突出；三是市政設施薄弱，衛生條件差而人口密集，極易造成各種疾病的傳播；四是無照經營問題嚴重，對合法、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造成極大的衝擊；五是黃賭毒隱患，一些“城中村”的出租屋往往成爲一些廉價的性交易場所，同時也是“賭客”和“毒客”的隱藏地。
危機四伏的“城中村”如何退“村”還“城”？
在2006年各地兩會期間，“城中村”問題受到廣泛關注，切實解決“城中村”問題的呼聲越來越高。譚慶璉委員說，“城中村”之所以叫“村”，就是它們普遍缺乏城市生活應有的設施，比如衛生清潔系統、供水供暖系統、休閒健身系統等等，生活條件惡劣。它們的存在，是近20多年城市急速擴張、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造成的，而儘快解決“城中村”問題，讓“村民”融入到城市文明，讓他們享受到城市發展的成果，是建設和諧社會背景下城市發展必須面對的一個新課題。記者採訪中發現，在要迎來命運轉折的“城中村”裏，卻是渴望與困惑交織着。“北香河園”的一些農民工租戶對拆遷憂心忡忡，他們表示根據自己的收入只能租住300元以內一個月的“城中村”的房子，拆遷後他們只能往四環、五環外再找“村”棲居。“馬家堡三期”65號院的女房東每月房租收入2000多元，她雖然不滿意自己的居住環境，希望政府儘早治理，但又擔心治理後失去房租後生活沒有來源。
朱勇新委員說：“作爲一項綜合性的城市治理工程，‘城中村’問題絕不是一拆了之那麼簡單。”
“退‘村'還‘城'的關鍵點是要把單一的物業經濟、收租經濟轉化爲多元化的現代服務型經濟，只有實現了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的轉變，才能真正實現‘城中村’的完全城市化角色轉化，必須把個人私房出租模式變成產權經營，單純的收租經濟、食利經濟模式變成以現代服務業爲主的多元經濟模式。”
全國政協委員劉善璧早在兩年前就在有關提案中指出，要真正解決“城中村”問題，應當從制度創新入手。建議修改土地管理法和相關條例的有關條款，實行城鄉土地統一管理的體制；同時進行股份制改造，對原有村集體經濟資產進行量化，變爲由集體法人股和個人股構成股份公司。鄒玉川委員說，治理“城中村”要考慮到那些以出租房屋爲生計的村民和居民的生活來源問題，而這恰恰是需要各個方面認真考慮的問題，也是考驗城市管理者智慧的問題。一個“城中村”好拆，但不能僅僅爲了城市的面子去拆，要真正解決“城中村”內在的問題，比如城市規劃、廉租房政策、就業政策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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