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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京津冀區域發展規劃作爲“十一五”規劃的子規劃之一，即將提交全國人大。這一規劃的重要目標是解決“環京津貧困帶”問題。(2月27日《新京報》)
專家發現，與上海相比，北京的高速發展並沒有形成對周邊地區的輻射效應。
相反，周邊人才、資源不斷向北京集中，掏空了“貧困帶”脫貧致富的資本和動力，進一步拉大了區域間的經濟差異。新發布的2006年《中國區域發展藍皮書》指出，“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人均GDP排行全國第二的首都被一個270多萬人的貧困帶所包圍，這實屬世界罕見。地域上相隔咫尺，貧富程度卻有天淵之別，這既顯得刺眼，又另人深思。
北京一枝獨秀，卻沒有成爲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龍頭”，這令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多少有些黯然。根據書本上的理論，某一地區經歷一段時間的高速發展之後，資本總量不斷膨脹，但投資回報率將呈現遞減的趨勢，逐漸無法滿足投資者的回報要求；而周邊地區經濟發展滯後，資本稀缺，投資回報率卻相對較高。精明的投資者會發現，在落後的周邊地區投入一塊錢，要比在經濟發達的中心地區回報更大。最終，資本將從投資回報率低的地區流入投資回報率高的地帶，驅動落後地區經濟騰飛。可惜的是，這個美好的故事至今沒有在“環京津貧困帶”成爲現實。
脆弱的假設前提通常是經濟學理論的命門。資本由發達地區流向不發達地區，前提是市場成爲資本配置的支配者。然而，在“環京津貧困帶”這個特定的區域，這個假設前提無比脆弱。
經濟學家陳志武講述過一個“北京的故事”，梳理了北京50多年來經濟飛躍發展的歷程。故事告訴我們：當政府成爲對財政資源、物質資源、金融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全面控制權，完全由政府取代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權力大小就會成爲決定區域經濟發展快慢和個人收入水平高低的決定力量。作爲全國權力中心的北京，在事實上擁有了經濟發展的“特權”，無論是計劃經濟時代還是現在，北京永遠不會缺乏投資。從1978年到2002年，儘管資本回報率僅爲40.54%遠低於59.16%的全國平均水平，但北京永遠不會缺乏投資，“只要需要，任何北京工程都將被首先供資支持”。
如果政府權力成爲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力量，投資回報率就不再是投資者最重要的考量。根據距離權力中心的距離(這裏並非指地理距離)，不同的地區有一個固定的排序，靠前着優先獲得發展的特權。即使投資回報率再低，只要受到權力的親睞，就能夠旱澇保收；如果受到權力的忽視，即使潛在的投資回報率再高，資本只怕也只能繞道走。上海與北京相似，同樣擁有經濟發展的特權。但幸運的是，權力的能量未充分發揮，而市場的內力精進得飛快，對於配置資源的支配權日漸擴大，爲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奠定了基礎。
顯而易見，“北京故事”中蘊涵着破解“貧困帶”的答案。政府取代市場越多，地區間的發展就越不平衡。消除“環京津貧困帶”，需要依靠增加各種資源投入和支持；而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解除權力對資源配置的全面控制。簡言之，消除經濟發展的特權，讓市場力量促使資源的自由流動，纔有可能消除區域間畸形擴大的貧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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