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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要調整收入分配關係，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些表述，意味着我國將加大對收入分配關係的調整力度，而這需要具體的政策措施加以落實。”今天，全國人大代表鄭功成接受記者採訪時這樣表示。
鄭功成代表認爲，我們國民財富初次分配格局的問題主要在於：重積累輕消費，過度向資本所有者傾斜，當前我國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勞動者所得與資本所得差距都在持續拉大，必須採取切實措施加以緩解。
鄭功成代表認爲，要從政策措施上保障收入分配調整、規範收入分配秩序、確保收入分配正義，需要從以下方面着手。
“調整收入分配關係，根本出發點是要使最低工資標準隨着經濟發展的水平不斷提高，這是一個剛性標準，這意味着如果違背了這個標準，就是違法。”
鄭功成表示，要通過政策推動，建立正常的工資增長機制，讓廣大勞動者分享到發展的成果。“機關事業單位每兩年漲一次工資，執行得已經比較好，目前最大問題是企業勞動者工資上漲沒有機制保障。”
鄭功成舉例說，有調查顯示，過去10年在廣東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廣東農民工工資10年才增漲了60多元錢，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工資是下降的，還不如10年前。
“勞動者回報長期畸形偏低，投資者回報長期畸形偏高，差距越來越大。”鄭功成認爲，對這方面政府應該發佈指導價，採取剛性的約束機制。
在確保企業勞動者報酬方面，要引用三方協商機制：即政府、勞方、資方。“這一制度在西方國家已行之有效。我們國家形式上已經建立起來了，但實際所起的作用不大。”鄭功成解釋說，其實政府可以在其中發揮很大作用。如老闆賺錢賺得很多，而工人的工資卻絲毫不漲，那政府和勞方就可以通過和資方協調，來確保工資的正常增長。工會也要用與僱主的談判機制來維護職工權益。
此外，還要推進集體合同。“現在實行老闆和個人簽訂勞動合同，工人個人與老闆談判力量明顯處於弱勢，實行集體合同，就是說，你如果僱1000個人，這1000個人集體和老闆籤一個合同。這在強資本、弱勞工的格局下，通過集體合同的方式，也能維護好勞動者的利益。”
在規範收入分配秩序方面，鄭功成認爲，需要對稅制作進一步完善和改造，通過稅制調節達到進一步維護低收入階層利益，保障中等收入階層利益，節制高收入階層的作用。
“我是不太贊成現在的利息稅的。”鄭功成說，“我存1元錢，也要交20%的利息稅。存1個億也是20%。而那些低收入家庭存上幾萬元錢，可能是看病的錢、養老的錢、孩子上學的錢，本來利率就低，還要交20%利息稅，負擔確實很重。”
鄭功成說，利息稅應確立一個起徵點。比如可以假定10萬元以內免交利息稅，這樣就可以有爲數不少的低收入者從中受益。
另一方面，基於收入分配公平正義原則，還應強化對高收入階層的稅收徵管，開徵新的稅種，如用奢侈性消費稅替代簡單的禁止或指責某些畸形的奢侈性消費，通過開徵物業稅來約束房地產的過度消費，開徵遺產稅和非公益捐贈稅來規範財富轉移，還可以通過減免公益捐贈稅引導先富起來的羣體承擔社會責任。
“只有國家的稅制安排真正體現出了分配正義原則，才能使全體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鄭功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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