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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2005年，中國青年報先後推出《中國醫改悄然轉舵》、《中國醫改基本不成功》等文章，引發了輿論爲期半年多的醫改大討論。至今，這場討論已經和教改、國企改革等問題一起，構成了新中國第三次改革大討論。
然而，我們發現，就醫改問題，爭論各方已經開始偏離主體，進入完全的理念之爭——有人認爲市場化是方向，有人懷念過去的政府完全包辦，有人贊成政府主導市場爲輔。
本來難明就裏的公衆，是越來越糊塗了。就連衛生部長高強也在今年兩會上對記者說，“能不能來點具體建議”。
日前，本報記者對全國各地較有特色的醫療衛生改革嘗試進行了調查。其中包括：以平價爲特點的“新疆模式”、以公立醫院私有化爲特點的“宿遷模式”、以“社區化”爲特點的“大慶模式”等。每種模式都有自己的優點，也都有自己的缺點。
究竟，哪一種模式更適合當前的中國？或者，不同地區應該有不同的醫改模式？本報將陸續推出系列調查，並請國內長期從事醫政和醫院管理工作、長期研究醫療體制改革的著名專家學者撰寫評論文章，供讀者判斷，給決策者參考。
61歲的烏魯木齊居民陳友貴近來總是覺得自己的身體出了毛病。氣喘，眼黑，不時暈倒。在一個月裏他兩次不省人事。老婆勸他去查查。他不去。他聽鄰居說，這種症狀很可能是心臟出了問題。他更不去了。
“如果是心臟病，那真是該死了。”他說的不假，因爲他根本掏不起治療的錢。他決定像老婆一樣，忍着。他老婆有婦科病，上廁所半天出不來，小便疼得站不起來，但就是不去看醫生。“醫生的刀比我們的命貴。”
不過，身體總是自己的，他並沒有完全死心。年初看到報紙上登平價醫院的事兒，而且據說新疆建得最早也最出名。他想去瞧瞧。
一打聽，果然烏魯木齊已經有好幾個醫院掛牌“窮人醫院”，而且據說收費確實要低不少。陳友貴開始勸妻子跟他一起去門診瞧病。然而再一打聽，他心又涼了：並不是每一個病號都能低價治病的，人家要“低保證”。陳友貴兩口子雖然下崗十多年了，日子也從未寬裕過，但是憑着自身的力氣吃飯卻還沒有到向政府要最低生活保障的程度。
陳友貴的煩惱並不是他一個人的煩惱。當衛生部今年隆重推出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平價醫院”處方，並且薦舉新疆爲樣板的時候，大衆是雙手歡迎而且充滿期望。可是，很快有媒體在走近“真相”以後，一些專家也提出許多疑問，以爲衛生部此舉有權宜之嫌。
正如衛生部長高強在2月18日醫院協會成立大會上所承認的那樣，衛生部無意大面積建設平價醫院替代當前的公立醫院，而是把它當作“探路石”，以期找到改變目前公立醫院“以藥養醫”機制和提供醫療服務自我創收的利益驅動的法門。
衛生部借鑑新疆經驗
烏魯木齊東郊的水磨溝，老舊的廠房和同樣老舊的居民樓讓人感到一種滄桑破敗。整個城市的中心已經西移，而七一棉紡廠的輝煌年代也漸漸遠去。當年三五九旅官兵節約軍帽建成的這個巨大的國有企業，如今只留下曾經豪邁的傳說。這裏的人們也經歷了“口內”同樣羣體的同樣命運：下崗、被買斷工齡、失去原有的大部分福利和“體面生活”，甚至連看病都成了大問題。
在水磨溝，有很多得了病不去看的故事。有人歸結了一句話：“小病忍、大病挨、要命的病算活該”。一個老車間主任說，有時候最能依賴的是“生命的韌性”。“我們隔壁老張有糖尿病，骨瘦如柴，大風能吹倒，自己沒錢治，倆兒子也不管；再旁邊的王軍是哮喘，這兩天天冷，喘起來像牛一樣，大老遠都能聽得到。反正不死就活着。”
在烏魯木齊，七紡廠不是孤例，還有二三十家類似的大型特困企業，涉及職工幾十萬人。對此，當地政府自然不能坐視不管。許多相關政策於新世紀伊始陸續出臺，其中就有關於如何解決困難人羣就醫問題的。
據介紹，2002年，在一番調研之後，特別是在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的大力支持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衛生廳決定將原來的兩所企業醫院轉變爲濟困醫院：地處烏魯木齊東郊水磨溝的原新疆紡織醫院轉製成第一濟困醫院。地處烏魯木齊新市區的原機電醫院轉製成第二濟困醫院。
兩所濟困醫院均由衛生廳直屬，並且享受全額撥款待遇，不但人員經費由政府包下，基本建設投入也由財政買單。而給他們的任務則是：拿出70%的醫療能力用於特困職工的服務，剩下的則可以向社會放開。
可是，起初很少有人注意到這樣一個變化。“換個牌子而已。”連住在周圍的居民都不當回事兒，樓還是那舊樓，醫生還是舊面孔，連X光機都還是上世紀50年代的古董。“原來紡織醫院名聲不好。條件差，設備破，大家不願意去。你改個名字能頂啥事兒？不照樣連個普通的外科手術都做不了。”一位老工人說。有人甚至因此斷言，濟困醫院3年內必然關門。
一項看起來很美的政策，眼見着有“破產”危險，自治區高層不得不再次站出來發力。自治區衛生廳醫政處江處長介紹說，在一次現場辦公會上，王樂泉書記決定對濟困醫院進行“除病治療”：投入500萬元專項資金改造硬件，從全疆範圍招選醫院新“掌門”。百日之後，新領導班子拿着尚方寶劍，靠着各種優惠政策，終於給第一濟困醫院帶來了新面貌。
人氣漸漸有所攏聚。2005年，第一濟困醫院病牀利用率由前一年的24.5%提高到56.8%。
不過，直到此時，新疆的做法仍然僅侷限於對“地方問題”的探索，並不具有全國意義和響亮名聲。而且，即便是在自治區首府，民衆也知之甚少。可是，2005年八九月衛生部的調研改變了這一切。
在“2006年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衛生部部長高強提出，各地市都應選擇部分公立綜合醫院，作爲轉換運行機制的試點，建立平價醫院或平價病房，主要爲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城市下崗職工、失業人員、低保人員、進城務工人員及老人、兒童服務。隨後在1月10日衛生部召開的首場定時定點新聞發佈會上，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羣安再次高調推出平價醫院，並且證實平價醫院的出臺借鑑了地方經驗，特別是新疆的經驗。
再後來，各路媒體蜂擁而至，新疆的濟困醫院名揚天下，其引發的討論也逐漸脫開原初的背景和環境，從解決特困羣體的方法而一躍成爲備受詬病的醫改“減壓器”。
新疆模式能否克隆
那麼，新疆的濟困醫院到底如何濟困？自治區衛生廳醫政處江處長給記者一份清單：
首先，政府加大了投入，不但包括在編職工的工資、社會保障金繳納、冬季採暖費及日常工作經費，而且大型基建項目和設備也由財政撥款。據不完全統計，區財政在短短3年內已經爲這兩個醫院注資幾千萬元。“從政府拿到這樣大筆的資金，其他醫院想都不敢想。”江說。事實正如她所言，自治區的其他醫院每年從財政得到的撥款寥寥，即便是三甲醫院收入的九成以上也是靠自己“經營”。
江處長給記者打了個比方：過去政府對醫院的管理類似於雞鴨的散養，“不給飼料，任其覓食，有的不小心就跑莊稼地去了”；對濟困醫院的處理則相當於圈養，提供吃的，同時限定活動的範圍。“我們希望通過減輕濟困醫院的經營壓力使它們的逐利動機有所削弱。”
在政策上，濟困醫院不能像其他醫院那樣肆意享受國家“以藥養醫”的紅利。衛生廳規定，這兩家醫院經手的藥品最高只能加價3%，同時醫院對濟困對象診療費用一律按照一級醫院(兩所濟困醫院都是二甲水平)的收費標準收取，其中對慢性病患者和持老年證、軍人證、特困證、殘疾證的醫療救助對象均免收掛號費、診療費；藥品按照成本價收取，不加任何加價；門診注射及輸液觀察費、住院牀位費、搶救費、護理費、手術費、處置費及各項輔助檢查費用，也一律按照現行收費標準的50%收取。另外，病人藥品支出不能超過其全部醫療費用的50%。由此產生的虧損，由自治區專項資金彌補。
第一濟困醫院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這些規定確實是部分的解決了‘大處方’問題。”一個例證就是，在濟困醫院看不到其他醫院尋常可見的“藥販子”。醫生在用藥時也不再“但求最貴、不求最好”了。青黴素等廉價實用藥品重新回到醫囑上。
除了投入之外，自治區衛生廳還專門下文安排轄區內兩個最好的綜合性三甲醫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和第一、第二濟困醫院結成對口支援單位，以保證濟困醫院的技術水平。結成“對子”的兩家醫院除了要實現無障礙雙向轉診外，還要共享醫療資源，特別是專家資源。而且這種安排是“無償的、指令性的”，濟困醫院並不向支援單位支付任何費用。“人民醫院他們也是政府辦的醫院，應該有這樣的覺悟。”江處長說。
另外，醫院還採取了一些便民措施，方便患者就醫。比如設置門診導醫臺，設立患者飲水處和輪椅；門診藥房取消窗口發藥，實行開放式櫃檯；爲所有住院患者免費提供“一日三餐”，並免費送餐到病房；老、弱、病、殘人員均免掛號費，優先就診取藥；本市住院產婦及65歲以上的住院患者出院後免費派車護送回家等。第二濟困醫院還在社區衛生服務上作了不少文章：與社區居民簽訂健康合同，由醫生有針對性地上門爲合同戶進行指導，使每個居民有了自己的保健醫生；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還對醫療模式進行改革，實行門診全科化，病房專科化，將中心的全科醫生與專科醫生結合起來。
據悉，2005年，新疆在全區推廣濟困醫院的做法，要求各州市至少建立一到兩家這樣的醫院。經統計，目前全新疆已經建立42家濟困醫院，其中19家在烏魯木齊市。
輿論之爭與衛生部改口
幾乎就在新疆平價醫院廣爲人知的同時，普遍的爭論也在全國展開來。許多人通過媒體發問，當前政府的財力到底能撐起多少平價醫院？平價醫院現實中的作用又在哪裏？“看病難、看病貴”是否可以通過新建或者改建若干平價醫院來解決？
有人指出，地方自發形成濟困醫院，這是地方用來解決特困人羣的手段，是地方對整個醫療事業無能爲力的情況下，產生的代償性行爲。這種情況，在百年前醫院系統形成初期也曾出現過，當時是由很多慈善機構來填補就醫真空。但是現在，在宏觀層面，以我們所儲備的醫院和醫療制度知識，以我們現在可以動用的醫療資源，如果在全國平地建立起一套“平價醫院”體系，無疑舍大就小，不作廣廈千萬，卻甘作漏雨茅屋。
在醫療系統，平價醫院的出現並不受歡迎。不少大醫院的負責人公開抱怨，認爲“平價醫院”有害於醫院整體形象，因爲那無異於承認其他醫院都是高價宰客，而“事實上，全國91%的醫院都是政府投入下的非營利機構”。據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衛生廳副廳長王小燕就聽過不少類似的抱怨。一些院長提出，所有公立醫院的藥價都是按國家定價標準在執行，並沒有多少違規違法多收取的行爲，“如果這也算高價，那麼首先是政府高價”。正是如此，醫政處江處長才一再提醒本報，新疆建的是“濟困醫院”而不是“平價醫院”。
需要注意的還不止這些。新疆出現濟困醫院並且能一路堅持下來，中間有許多偶然。江處長就說，“沒有王樂泉書記就不會有新疆的濟困醫院。”記者在新疆即發現，也不是所有的州市都能照樣沿用，有的市只不過套用了國家民政醫療救助的框架而已。正如有專家所說，新疆的某些形式可以簡單複製，但是並不是什麼都能原樣推廣。
同時，濟困醫院指向的人羣的確不大，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衛生廳也承認，當下所惠人羣十分有限，“開的門相當狹窄”。這一點在第一醫院提供的相關資料上也得到了印證。在2005年，屬於濟困對象的共有3775人次在門診就診，其中176人住院，佔到醫院總治療人數的7%左右。原來所規定的70%用於濟困的要求根本不可能落實。
江處長說，他們的困難是沒有辦法識別哪些是最需要幫助的人。由於政府買單能力有限，所以很介意“搭便車”行爲。“我們不希望政府掏十塊錢，結果三四塊錢都沒有用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而是讓較富裕的人鑽了空子。”爲此，衛生廳對患者身份要求相當苛刻，僅限於持低保證的特困人羣，且對他們所框定醫療範圍也很有限。“自治區一直在考慮把低收入人羣也納進來，可是怎麼判斷誰是低收入呢？想用下崗證，但是據說也不可靠。”
媒體的報道和有關爭論顯然對決策層產生了影響。近日，衛生部對平價醫院的口徑也進行了調整。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羣安在今年的第二次新聞發佈會上稱，衛生部提出建立平價醫院，並非是把它當作解決當前諸多問題的救命稻草，而是爲改革公立醫院運行機制提供重要的參考和借鑑，爲下一步改革讓公立醫院“歸位”和政府的財政投入提供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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