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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利茨如何看和諧社會？
“中國即將採取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準備繼續進行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轉型，改善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福利。”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昨天出現在北大校園，和十幾位中國學者一起展望了下一個五年的中國奇蹟。
在國際經濟學界，斯蒂格利茨不僅因爲諾獎而被人記住，這位26歲時即成爲教授的學者所撰寫的《經濟學》一書已經是全世界經濟院校採用最多的教材。
不過昨天，斯蒂格利茨更多的是用經濟理論來談論中國的現實，他嚴謹的分析涉及中國經濟增長、創新體系、制度改革甚至“和諧社會”。“很多年前中國開始了‘摸着石頭過河’，現在她已經走得很遠，摸了很多石頭了，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面臨着巨大的挑戰。”
不可堂·吉訶德式追求GDP
儘管9%以上的GDP增速已經被公認是中國最明顯的成功，但是在下一個五年卻不僅僅是這樣。“大多數其他的發展中國家追隨華盛頓共識，堂·吉訶德式地追求更高的GDP增速，結果政策失誤，結局悲慘。”斯蒂格利茨說。
對中國來說，危險信號也已經出現。首先是不平等程度在上升，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47。人們同時也在擔心社會保障的弱化對生活水平產生的不利影響。“雖然中國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超過印度，但至少某些社會指標的差距是在縮小”。另外，中國正在進入一個對資源和環境消耗越來越大的階段，2004年中國的GDP只佔全球的4%，但中國佔全球能源使用的份額卻三倍於GDP份額。
因此，斯蒂格利茨認爲中國不能再着重用GDP來評價是否成功。他還建議中國政府採取更多和生活質量相關的評價指標，比如“綠色淨國民產出”，包括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環境的退化，“即使環境退化不易度量，但嘗試總比忽視要好”；還有更能體現社會收入水平的中位收入，而不是平均收入；另外，還有基尼係數、預期壽命和教育程度等體現社會平等性的指標。
聰明面對知識產權指責
現在，知識產權幾乎和匯率一樣成爲國際輿論向中國施壓的主要話題，但是斯蒂格利茨卻提出中國應該更聰明地面對指責，至少要先了解這一制度的缺點。
“知識產權有巨大的社會成本，它創造了壟斷權，提高了價格並扭曲了市場，在已有的壟斷領域或關鍵領域，比如醫療，其社會成本可以說十分巨大”。從經濟學上看，只有當知識產權帶來的創新好處足夠大時，它巨大的成本纔可以被接受，過分的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會減慢創新的速度，因爲對研究來說最重要的投入是創意，但專利會減少可用的創意。
而發達國家在面對相同問題時的標準做法是繞過知識產權。斯蒂格利茨建議，中國可以考慮更多替代性的辦法，“比如在醫學研究領域，美國正在討論的一種方法是建立醫學研究獎勵基金，根據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向研究者發放獎金，由政府掌握專利，而藥品投向市場”。斯蒂格利茨認爲，類似這樣的制度有利於對社會研究提供強大激勵，而不會產生現有制度的成本。
中國要防備利益集團形成
在下一個五年裏，中國要把更多的目光放到社會平等問題上來。斯蒂格利茨提出在幫助弱勢羣體的同時還要防備利益集團的影響。
事實上，最近一段時間，互聯網上對主導國企改革的企業家及房地產商的批評，已經可以體現出大衆對某些既得利益羣體的質疑。
利益集團來自何方？斯蒂格利茨認爲企業家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形成部分。“隨着企業財富和影響力的增長，他們會通過政治過程獲取更多。企業談到失業問題時會威脅說如果政府不滿足要求就遷移至別處，他們會用同樣的說法降低環保標準和工人的安全保護”。
在這一點上，美國的現狀可以被看作前車之鑑。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國的稅法中就有很多毫無經濟學道理的條款，比如能源稅實際上會提高總體效率，對污染徵再多的稅也是合理的，但美國的能源產業運用政治影響力把能源稅維持在很低的水平。
“在中國，有人認爲在能源的持續低價上已經體現出利益集團的影響”，斯蒂格利茨沒有對此事作更多評論，但是他提醒說，如果中國的市場經濟能把利益集團的影響控制在最小程度，那麼中國才真正創造了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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