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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16日，英國的兩位青年李愛德、馬普安開始從江西於都出發,沿着當年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路線重走長征路，經過384天的步行，於2003年11月終於到達陝北。他們在到達紅軍長征的終點———陝北吳旗鎮的前幾天對記者說：“長征並不是25000裏，而是12000到13000裏，所以長征沒有那麼長。”
這一說法迅速傳遍世界併產生了意料不到的影響。據此，有人懷疑紅軍長征沒有“二萬五千裏”，甚至有人認爲長征的裏數是虛構的。爲了澄清人們的誤識，有必要對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的里程問題作進一步的考察。
怎樣看待兩個外國人李愛德、馬普安重走長征路的里程
李愛德、馬普安重走長征路走了12000至13000裏，爲什麼與當年紅軍長征相差甚遠呢？答案可以從以下分析中來找。
(1)兩個外國青年所走的長征路線與當年紅軍走的路線有相當大的出入。我看過大量的有關長征的檔案，包括紅軍一方面軍到達陝北的第二年(1936年春)開始徵稿於1937年2月編好以內部資料出版的《二萬五千裏》一書。這是關於長征最早、最可靠的回憶。這本書是以紅一軍團直屬隊爲標準，長征中經過地名及里程一覽表，依據命令、報告、各種日記、報紙彙集而成。書中附錄部分有《紅軍第一軍團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這個一覽表是目前能找到的最早的、最詳細的、最可靠的資料。此表是根據紅一方面軍一軍團直屬隊爲標準的，各師另有行動，均未列入其中。因爲直屬隊並不擔任作戰任務，在直屬隊駐紮、休息時，各師仍然在作戰，或者偵察、或者阻擊、或者進攻、或者佯攻，各個作戰部隊任務均不一樣，無法一一列出。所以直屬隊是參加長征的紅軍各部隊中長征走路最少的。在表的最後說明中指出直屬隊的行程共爲18088裏，如根據此表每日行程表統計應爲18095裏，兩者相差僅7裏。
就是按紅軍長征中走路最少的部隊計算，比李愛德、馬普安所說的12000裏，也要多6000裏。我將這個《紅軍第一軍團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和李愛德、馬普安所寫的《兩個人的長征》一書中有關內容覈對過後發現，兩個外國青年所走的長征路線與當年紅軍走的路線有相當大的出入，他們起碼少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這裏僅以出發後的最初12天的行程爲例作以比較。(見表1)
(2)“用腳還不好走的路”路程不但比公路遠，而且難走。對比兩個里程錶，不難發現，表中只有幾個地名是一致的，同樣兩地之間兩個外國人所走的里程比紅軍長征時的里程要少得多。例如，從唐村到雙芫(即今雙元鄉)，紅軍經過新謝，走了超過60裏，而兩個青年人從唐村直到雙芫只走了30裏。兩個青年人沒有記錄從唐村到雙芫的經過，從書中記載的內容推測，他們可能走的是大路。他們在沒有嚮導的情況下不敢貿然走鄉間小路，他們剛出發不久就在山上迷路了，爲了不再迷路，節省時間，他們經常走大路。他們認爲的大路是柏油馬路。小路是指步行的路。
其實，在紅軍長征時，江西中央蘇區沒有柏油馬路，能通汽車的路都很少。通汽車的路也是沙石路或者是下雨後路面爲爛泥路的土路。紅軍到達陝北後，毛澤東在1935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分析中國經濟政治各方面發展不平衡時，很形象地形容中國交通現況，說：“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那時江西蘇區的路是“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遠沒有像現在這樣交通方便，公路四通八達。
這就是爲什麼1934年紅軍從唐村到雙芫，必須繞道新謝，要用兩天走一百多里路，而60多年後兩個人生地不熟的外國青年只用一天走30里路就可以到達的原因。
這兩位年輕人很少走“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他們卻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認爲“新建的大路遠比紅軍當年走的山道捷徑蜿蜒得多”。其實從這兩個不同路程表對比就可以看出新建的大路比當年的小路近得多，快捷得多。
(2)李愛德、馬普安在走長征路中經過的三個縣城，當年紅軍都是繞城而過。李愛德、馬普安所寫的《兩個人的長征》一書中還收入了他們的手繪地圖，從中可以看出，他們經常住在縣城裏，僅出發的最初二十天，他們就住過三個縣城：信豐、大餘、南雄。而這三個，當年紅軍爲了儘快行軍，避免傷亡，沒有打開縣城，更沒有在縣城內停留。紅軍不僅沒有在這三個縣城裏停留，在長征路上，紅軍基本沒有進過縣城。
紅一方面軍長征已過去70多年了，現在一般說法是經過十一個省，近百個縣。但是紅軍在這個縣裏經過哪些鄉，再具體的路線，因年代久遠，如不是在研究當地歷史的專業工作者帶領，一般人很難在短時間內搞清楚。當年紅一方面軍長征25000裏，今天人們重走長征路並不要求每個人都能再走25000裏。這個工程太浩大了，一兩個人難以完成的，何況對中國歷史、人文情況瞭解不多的兩個外國青年呢？
(3)李愛德、馬普安所走的路線是按照上世紀80年代羅開富走的路線，不是真正的當年紅軍長征的路線。李愛德、馬普安走的路線是1984年10月經濟日報記者羅開富走的路線。羅開富獨自一人重走長征路，不僅是發揚紅軍長征精神，更主要是宣傳紅軍精神，報道長征路上50年來發生的變化。這個長征路是廣義的，包括紅軍長征所經過的地區，所以一路上他除走紅軍長征經過的一些地方外，也要到礦山、橋樑、圩場，到有新聞的地方。他不能完全按照當年紅軍的路線走，更不能走最遠的路線。就是按照羅開富的路線走，李愛德、馬普安只能比羅開富走得少，走得容易。因爲這20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20年，這些地方交通發展很快，修了很多很好的公路，大大縮短了路程。
正因爲他們經過的地方大大少於紅軍，所以他們所走的路程也大大少於紅軍。紅軍從遵義四渡赤水到過烏江共走3945裏。李愛德、馬普安從遵義在貴州、四川、雲南轉了一圈到兩河口(兩河口在烏江北一二百里)共走1866裏。他們比紅軍少走了近2100里路。
他們不僅走的路比紅軍少，他們也沒有走紅軍走過的那麼艱難險阻的路。貴州原來是地無三尺平，新中國成立後修了公路。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拍《四渡赤水》電影時，在婁山關也無法避開公路，無法再現紅軍長征當年的原貌。在貴州，馬普安連連生病，只能休息，休息10天也無濟於事。李愛德無奈地說：“新長征就這麼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地進行着。”這是一個客觀原因。另外，有許多地方沒有開發，或是沒有公路的窮鄉僻壤，或是軍事區域，或是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地區，一般人都難以進去，更何況像李愛德、馬普安這樣兩個外國人。
紅軍長征“二萬五千裏”的里程是如何計算出來的
我們知道，紅軍先後曾有4支隊伍從不同地點參加了長征。中央紅軍(後改稱紅一方面軍)是其中的一支，於1934年10月10日由江西瑞金等地出發，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陝西吳起鎮(今吳旗縣)，行程達“二萬五千裏”。那麼，“二萬五千裏”這個說法是從哪來的呢？
1935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12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到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毛澤東根據什麼說紅一方面軍長征有二萬餘里？他是怎麼算出來的？
老紅軍李中權將軍回憶，1937年他在抗大學習時，親自聽毛澤東在大會上講的。毛澤東的算法是從1934年10月出發到1935年10月結束，以每天走70裏，共25550裏，略爲二萬五千裏。
1937年2月編好的《二萬五千裏》一書有5個附錄，前面提到的《紅軍第一軍團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後專門有說明，說明指出一軍團直屬隊：“除休息外，行軍作戰時間，1934年10月12天，11月24天，12月24天，1935年1月22天，2月26天，3月24天，4月30天，5月27天，6月23天，7月10天，8月14天，9月16天，10月19天。”作戰的時間加起來共271天。如果以每天紅軍行軍70裏，271天應走18900裏，可是編者卻將書名定爲《二萬五千裏》。這是爲什麼？
毛澤東在長征中並不是天天行軍。如紅軍1935年1月7日佔領遵義，中央在此停了12天。紅軍7月底到達四川松潘，到8月底才離開北上過草地，停留了近1個月的時間。這是兩次大的停留，僅這兩次有一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對此是很清楚的，他爲什麼計算里程時沒有將此天數扣除？
毛澤東在計算裏數時，爲什麼不扣除休息的天數呢？因爲他知道中央機關是紅軍中走路最少的單位。作戰部隊除行軍外還要打仗，打仗要佔領有利的地形，更多地消滅敵人，就要不斷奔襲、迂迴。作戰部隊走的路常常是機關、後勤部隊的幾倍。
這裏僅舉一例：紅軍爲突破第一道封鎖線，三軍團四師和先頭部隊十一團佔領古陂圩後，敵人撤退逃跑，十一團和十二團乘勝追擊，張愛萍回憶：“敵人不顧命地逃跑着，我們也不顧一切地猛勇跟着追。”“一口氣追了七十餘里，終於追到安息圩。”敵人繳械後，他們再返回追紅軍大部隊，一去一回起碼140裏。
長征的艱苦程度是曠世未有，而野戰部隊走的路程和艱苦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斯諾和索爾茲伯裏都有類似的論述。
部隊的這些行動都是奉軍委之令，毛澤東對此一清二楚。他知道在中央停留時，作戰部隊一直在運動，作戰部隊行軍的裏數路線遠遠超過中央直屬隊。所以他在計算紅軍長征裏數時，沒有扣除中央機關停留的時間。
最早進入陝北的斯諾，於1936年秋採訪了許多長征幹部，看到《紅軍第一軍團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他說：“紅軍自己普遍總說是‘二萬五千里長徵’，其實連所有的轉折和走回頭路都算起來，從福建最遠的一點到陝西的西北隅，長征軍中的某一些部隊所走的路程無疑地要超過上述的數字。照第一軍團所記的一個準確的，一段一段的旅程計，顯示了全部路程兩倍於美國大陸的寬度———而且這還是主力行軍中的最小的里程。我們必須記着，在全部旅程中，都是步行的，他們這樣地跨過了世界最難走的通道，爬越了幾個最高的山嶺，橫渡了亞洲最大的河流，而且從頭到底就是一個長久的戰爭。”
2005年張小艾和武大衛走長征路走了46000多裏
從2005年3月到8月1日，張愛萍之女張小艾和以色列老戰士、世界著名的攝影家武大衛(DavidBenUziel)重走長征路。他們按照張愛萍所在的三軍團所走的路線。臨行前做了充分的準備。請軍事科學院的研究員從大量電報中查到三軍團的路線，精確到縣。他們坐汽車到各縣後，在當地的黨史研究室同志的幫助下，找到對紅軍長征頗有研究的同志，並在這些同志的幫助下再循着當年的路線走。一路下來，汽車的里程錶是23000公里，相當46000裏，遠遠超過二萬五千裏，即使扣除爲找路，重複走的裏數，也在二萬五千裏之上。
而且這個路程還不算他們步行的裏數，他們步行的裏數近2000裏。他們所經過的村子，僅是十一團所走村子的三分之二。站在高山上，嚮導常常指着遠遠的山村說：紅軍從那裏走過。太遠了，今天不能走那條路了。
現在人們重走長征路，很難沿着當年紅軍的腳印走
李愛德、馬普安所走的路線遠比當年紅軍走得少，走得近，走得容易，除經濟發展，修了大量的公路，自然條件發生變化，環境大爲改善外，還有一個原因，他們是在和平環境，得到衆人幫助，平安走完長征路的。而當年紅軍在幾十萬敵人的圍追堵截之中，爲了求得生存，必須殺出一條血路。他們要與敵人作戰，他們要尋找敵人的薄弱環節，什麼地方敵人的力量薄弱呢？人跡罕至的雪山、草地、高山險阻，在沒有路的地方開出一條路來。而且現在重走長征路，是爲學習、體會、宣傳長征精神。任何一個組織者首先要保證參加者的安全，不能死人，不能傷人。組織者爲了保證安全萬無一失，絕對不能讓參加者冒險。這是兩個長征的最大的不同。
7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人們受時間、體力、交通、經費種種條件的限制，一般只能走最著名的地方，走大的村鎮、縣城，走容易到的地方。在衆多的紅軍長征路線中，只能選一條路線走。每一個人很難嚴格按照長征路走完，更不能真正沿着紅軍的腳印走。
紅軍長征“二萬五千裏”是歷史事實，是不容置疑的
綜上所述，兩個外國年輕人走的長征路，只是當年紅軍長征走過路線一部分，並不是全部，他們所說的紅軍長征12000至13000裏是很不準確的。但是，可愛的李愛德、馬普安沒有想到他們隨便說的一句話竟然在世界各地的報道有100篇之多，產生的影響如此之大，由此可見紅軍長征在世界影響之大，關於紅軍長征的任何一個不同的說法就會引起軒然大波。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歷史上、情感上重要的路線，紅軍長征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情感上最重要的路線，也是世界上最長、最著名的路線。紅軍長征的裏數對兩個外國青年來講是無足輕重的，而對中國人則不然。紅軍長征25000裏這是歷史事實，是不容置疑的。紅軍長征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是空前絕後的，即便是科技發達的今天任何人也不可能完全重走當年長征的裏數，不可能再現當年長征的艱難險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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