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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來自臺灣的退伍老兵，家境富足，兒孫滿堂。但6年來，他隻身住在廈門，用退休金和經營旅館的收入，資助貧困大學生；那些受他資助的學生，畢業後沒一人來向他告別，他住院時，也沒一人去看過他，6年來，他只收到過一張賀年卡，還沒有署名——
廈門市集美大學太源花園學生公寓門口的廣告欄上，貼着一張通告：“凡居住在太源花園南北樓之特困同學，即日起請持證來306室領取慰問金”。
記者指着那則通告詢問路人。“哦，你說的是那個送錢給大學生的臺灣老兵吧？”路人笑指遠處樓上的一塊綠色牌子，“就是那兒。”
走近看，綠色大牌子懸掛在二三樓之間，上書“家庭旅館，住宿20元，休息10元,各房收入所得，全數用於扶貧”。
“這間貴賓房收費最高啦，一晚上30元。”家庭旅館主人殷昌傑伸出三個手指比劃着，笑呵呵的。這是一個略顯簡陋的家庭旅館，七八十平方米的地兒，被三合板隔成四五個小房間，除了互相緊挨的牀和桌子，房間裏別無它物。所謂貴賓房，是旅館裏最大的一個房間，有窗通風，採光好。沒客人時，殷昌傑就坐在這兒泡壺茶、曬太陽聊天。
這個家庭旅館，原本是廈門市太源花園集美大學學生公寓南北樓三層的306套間。6年前，73歲的臺灣桃園人殷昌傑隻身來到廈門，租住在這裏，用他的退休金資助周邊的貧困大學生。
最初殷昌傑決定留在廈門，是因爲這兒離桃園近，他想在這兒等待臺灣和大陸實現三通，“到時回家就方便多了”。但在和周圍學生聊天中，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家境很困難，於是產生了用退休金資助貧困大學生的想法。
起初，殷昌傑從學生公寓的值班員處獲得貧困生的名單，再按名單發放補助。再往後，他覺得這樣受助者的範圍太小，便在公寓周邊的牆上張貼告示，讓貧困生本人來他的住處領取。
最多時，殷昌傑每個月固定要資助21名貧困生，每人每月300元。對於實在交不起學雜費的學生，每人每年額外資助8000元。
有一次閒談中，殷昌傑得知，有些貧困生放假留在廈門打工，好幾年沒回過家了。父母來看望他們，也沒有合適的地方住。他就自己動手，找了些三合板，把住所改造成家庭旅館，每晚收取10元到20元,並把這些收入也用來資助貧困生。
由於旅館的收費實在便宜，再扣掉水電和房租，每月的收入僅有300多元。殷昌傑摸了摸頭，不好意思地說：“少是少了點兒，能幫一個是一個吧。你說對不？”
他聽說學校的食堂裏有一些貧困生總撿別人的剩飯吃，於是一下買了七八個電火鍋，把貧困生召集到自己的旅館吃飯。但這個免費食堂沒辦多久就“倒閉”了。
“開始來的人很多，後來他們受不了同學們的閒話，就越來越少了。”他拉開牀單，電火鍋橫七豎八地堆在牀下，積了厚厚一層灰。
旅館外面的牆上，殷昌傑還貼了一張公告：“爲特×同學發放免費早餐，請致電6068346聯繫，以便統計人數。”
每天一大早，殷昌傑就騎着單車去市場買早點，一買就是幾十個饅頭、幾十袋豆漿。拎着，單手騎車回來，放在旅館樓下的桌子上，供人自取。
“‘×’就是‘困’字，我怕寫‘特困生’太刺眼了，傷他們的自尊心。”這些年來，殷昌傑一直小心翼翼地處理着他和那些接受幫助的學生之間的關係。
他從來不會檢查貧困生的身份證明，在路上遇見接受過他幫助的學生，也很自然地把頭扭向一邊，不讓人家和他有打招呼的機會。
有個貧困生，每個月來殷昌傑這兒拿補助，被同學發現後，便不好意思再來了。殷昌傑左思右想，把200元錢夾到書裏，到公寓去找他。見面就遞上，說這書值得一看，“送給你了”。
“同一頁裏不能夾兩張錢，太厚了，要分開夾，這樣纔不會被別的同學看到。”殷昌傑哈哈笑着，很爲自己的細心“得意”。
6年下來，殷昌傑對前來求助的學生幾乎來者不拒。有一次他不在，保姆看一個前來尋求幫助的女孩子實在不像貧困生，便拒絕了她的要求。
“如果是你女兒，你會不會讓她空手回去？”殷昌傑回來後訓了保姆一頓，“貧困生臉上又沒寫字。寧可幫錯一千，不能漏過一個。”
有人曾問殷昌傑：“這麼多年來，你有沒有算過自己總共捐了多少錢？”
“我是心甘情願的，又不是做生意，算這個有什麼意思？”殷昌傑的退休金，摺合成人民幣每年在12萬元左右，但他去年摔了一跤，在醫院躺了一週，3萬元的醫療費，竟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
“用你們的話說，我這輩子都在‘爲人民服務’了。”旅館牆上貼着一張殷昌傑年輕時的照片，照片上那個戴一副金絲眼鏡、面容清秀的年輕軍官，在昏黃燈光的襯映下，恍如隔世。
將近60年前，殷昌傑在國民黨一支裝甲部隊裏當軍醫，“戰場上的人，只要放下武器，我都救”。後來時局多變，他跟着部隊撤到了臺灣，做醫生做到60歲退休。
退休後，殷昌傑曾在臺灣桃園的一家醫院做過義工。這位曾經的軍醫，每天都花上十來個小時幫病人推輪椅、換藥，有時候還能幫年輕的醫生打打下手。
“你這麼大年紀，不在家裏休養，還出來當義工？”有人吃驚地問他。
“爲什麼不行？(義工組織裏)比我年紀大的，多了去了。”殷昌傑說，自己很懷念在臺灣當義工的氛圍，“義工們發自內心，而被幫助者心存感激。”
但他在大陸的這些年裏，始終無法找到那種“單純而乾淨”的感覺。
殷昌傑的旅館不斷地丟東西：拖鞋、毛巾、洗髮水……其中最大的一筆財產，是一箱纔開封的牛奶，四五十元錢。
“都是住宿的客人們偷走的？”記者問道。
“不不不，千萬別用偷這個字，他們應該是很困難，纔會拿這些東西。”他連忙擺手，阻止記者往下說。
也有不少人利用殷昌傑的好心來騙錢。曾經有四個女孩找上殷昌傑，說來廈門找工作，沒錢交房租。殷昌傑幫她們租了房子，交了房租，過些天買了水果去看望，才發現這幾個女孩子花錢大手大腳，吃穿都很奢侈。他二話沒說，放下水果就走了。
最讓殷昌傑生氣的不是丟東西，也不是受騙。有一次，這位“退伍老兵”拿着扶貧告示到樓下一家文印店去複印，老闆譏笑他：“我們大陸人才不像你們臺灣人這麼傻，拿着自己的錢白白送給人家。”
“什麼大陸人臺灣人，都是中國人！你沒看見你們的電視上也在播放排隊捐錢的畫面嗎？”殷昌傑氣得掉頭就走，“寧可走遠一些，價格貴些，我也不願再去那家店。”
幾年來，保姆一直稱呼殷昌傑爲“老闆”。但她抱怨，老闆的衣服全是地攤上的便宜貨，沾水就起毛，很難洗。“沒有一件超過10塊錢的，做什麼老闆噢”。她邊搖頭邊用力刷着衣服。更讓她費解的是，殷昌傑一直不肯買洗衣機，說費水。洗衣服剩下的水，還留着沖廁所用。
有人曾和殷昌傑開玩笑，說他節儉得“一根牙籤掰成兩段用”，這還真提醒了他。如今，殷昌傑桌面上的牙籤罐裏，所有的牙籤都被掰成了兩段；一包紙巾，他翻來覆去要用一個星期。
閒下來時，他還會拿着一個垃圾桶，到公園一帶撿垃圾。他說，這樣一來可以把回收的廢品賣掉，賺一筆小錢，用來捐資助學，二來也能爲環保做點兒貢獻。紅色的垃圾桶上，貼着幾個大字：“你丟我撿，其樂無窮”。
沒人會想到，這個撿垃圾的老人，在臺灣有三層樓的花園洋房，兩輛轎車，四個兒女都有豐厚穩定的收入。但殷昌傑從來不告訴他們自己真實的生活狀態，親友們也都以爲他在大陸享清福呢。
直到今年春節，大女兒偶然間看到大陸當地電視臺錄製的有關殷昌傑的節目，打電話來哭着問：“你爲什麼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要到那兒去受苦呢？”也有朋友打電話質問他：“你爲什麼拿着臺灣的錢去大陸扶貧？”
殷昌傑似乎並不在乎家人和朋友的反對。“我告訴他們，行善歸行善，政治歸政治。”他雙手一攤說，“兩岸終歸一家人嘛。”
殷昌傑的住處，是一個用三合板隔起來的小房間，走三四步就到頭。牆上貼滿了和“反臺獨”相關的標語和新聞。由於採光不足，房間裏顯得昏暗，一不留神就會撞到空中橫七豎八拉着的電線。屋內最精緻的物件，是一個當地政府頒發的白色玻璃獎盃，以及斜靠在獎盃基座上的一張女孩的照片。
“這個女孩在這兒住了半年，我沒收她一分錢。現在考上大學了，就留了這張照片給我。”殷昌傑說。老人最大的遺憾是，那些受他資助的學生，畢業後沒有一個人來向他告別；他住院時，也沒有一個學生去看過他；6年來，他只收到過一張賀年卡，還沒有署名。
“不過他們都是孩子，不能計較這些。”他擺擺手，不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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