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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一代相比，他們可能會更加趨於激進，訴求的簡單化、暴力化和突發性將會更加突出
17歲的陸豐如今已經習慣了大牆內的生活，但他更向往大牆外自由的生活。倘若不是一年前的一念之差，他不會來到上海市少年管教所，而是繼續在學校讀書。
2005年裏，像他這樣來到上海市少年管教所的孩子，有485個。
上海市少年管教所是上海惟一收押未成年犯的監獄，從2003年末開始，收押的未成年犯人數迅速上升，2005年每月平均收押32人，是2002年月均收押的近三倍，比2004年增加近55%，創1996年以來新高。
“不僅人數增多，而且五年間在押犯結構明顯發生倒置。2005年在押外省籍貫未成年犯佔總人數的68%，涉及22個省市。2000年上海市與外省市的未成年犯人數比大致爲6:4，但到了2005年的比例是7:3。”上海市少年管教所所長洪勇強告訴《瞭望東方週刊》記者。
16歲，他殺死了同學
2005年1月13日下午，陸豐和同學發生了衝突。陸豐說，對方當時很兇，一直在罵人，並且想打架。上完最後一節課，他們在樓下，相互問“打還是不打”。
“走到校門口時他說，‘那就打’，於是我放下書包說，‘打吧’，但是他沒有動，我不知道什麼意思，準備拿着書包走。這時他拿了一塊磚頭，走了兩小步準備砸我。我從兜裏拿出了彈簧刀，向他刺去，一共刺了三刀，最後不刺了，他說‘你慘了，我中了’。我拿起書包準備走，這時他開始流血，就倒下去了，我嚇死了，全身發抖。
“我趕緊去拿自行車，這時已經有很多人圍觀，我叫住一輛車送他去醫院，但他不肯。我又叫住了一輛黑色的車，拼命拍車窗，讓司機幫忙送他去醫院，司機點點頭，我以爲他會送他去醫院的，我就回家了。我沒想過他會死，最多刺到手臂，我真的沒有想過他會死。
“回家後，母親去買菜了，父親已經被通知到學校，我和小工在店裏等了一個多小時，父親回來了，帶我去了派出所。然後我被帶到看守所，我一直像在夢中一樣。1月28日我正式被捕，我才知道他死了。”那個孩子和父母來自湖北，父親在一家塗料廠打工，一個月2000元，母親打短工，一個月500元，他是家裏惟一的兒子。
“這把彈簧刀是同學花10塊錢買的，很漂亮，我第一天把它帶到學校。”陸豐說。
17歲的陸豐是一個白淨乖巧的少年。他說話時語速很慢、很平靜，目光中有一種冷漠和迷茫。“我沒有想過將來的事情。考大學，那是很遙遠的事情，我肯定考不上。但我沒有想過自己會犯罪，真的一點感覺都沒有，現在還糊里糊塗的。”
在陸豐眼中，父親一直很忙，很要面子，母親沒什麼文化，他們都不會教育人。但是這件事情發生後，“我發現父母其實是很關心我的。在法庭上，父親開口說出15萬元的賠償金。我當時眼淚就下來了，肯定是盡最大努力拿出了家裏所有的錢。父母這麼好，把我帶到上海，供我上學，還傾力拿出這麼多錢。現在他們每月都來看我，從來沒有責怪過我。”
“上海不是我的家”
1989年2月，陸豐出生在河北滄州農村。父母1996年來上海做管道配件生意，他們在普陀區租了一個170平米的門面房，一樓是門面，閣樓是他和父母弟弟以及三個小工的起居地。
1998年，父母把陸豐接到上海。“上海很繁華。”他一直重複着這句話。10歲的陸豐開始進入民工子弟學校學習。
陸豐輾轉呆過三所學校，都不太適應，最後進入育苗中小學校學習。他覺得那裏是最好的，老師比家鄉的老師更有學問，透着溫文爾雅的氣質，特別提到一位任姓老師，“她是我們校長請來的上海老師，非常親切，對成績好的學生和成績不好的學生都是一視同仁，很平等。”
在上海生活整整六年的陸豐始終不覺得上海是他的家，“我的家在河北滄州，那裏有我的爺爺，姑姑，還有去世的奶奶，我常常會想起那裏的路、那裏的房子，那裏的一切都是我熟悉的。”
“我一直在民工子弟學校上學，不會講上海話，朋友和同學都是外地的。我很羨慕上海同學，我也想去上海有名的學校上學，那裏很大，都是很好的上海老師，像任老師一樣。”他看着窗外，喃喃道。
像陸豐這樣的少年，被社會學家稱爲第二代城市移民。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的父輩陸續來滬，並一直生活在這個城市，通過各種努力站穩腳跟之後，便逐漸擴大生存基礎，最終是讓遠在家鄉的子女——他們的第二代來到城市，一同感受城市的生活，並希冀改變他們的人生。
“民工子女學校的這些孩子，物質條件在不斷改善，但是大部分民工子女學校的師資情況令人擔憂。這些老師大部分沒有受過正規本科教育，很多是中學畢業，從安徽等地聘請而來，他們的工資很低。”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於海曾經走訪了幾所民工子弟學校，並且爲這些學生講過課，“這些孩子很聰明，他們眼中充滿靈氣，可惜這些靈氣會慢慢消失。”
“然而他們作爲城市結構的新生組成部分，卻不僅僅是生存意義上的融入城市，更在自我認同、生存方式乃至價值觀等方面試圖融入這座城市。”於海強調。
在隨機調查的83名外省籍未成年犯中，有18人曾就讀過民工子弟學校，所佔比例爲21.69%，這些少年來滬時間最長的14年，最短的半年，平均來滬時間爲6.5年。他們的父母最長的來滬20年，最短的來滬也有3年，平均來滬時間爲10.22年。
據統計，上海市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有357所，入學人數在20萬左右。“這些孩子極容易發生認同危機。上海文化不認同他們，而更多的孩子從小就被帶到上海，家鄉對於他們是模糊的概念，自然也不會對家鄉產生認同感。他們見到了上海的物質繁華，但是卻融不進上海文化。他們受到同齡人的歧視，加上本身教育的不成功，缺乏歸屬感，成爲無根的一羣人。”於海表示。
長期從事心理矯治工作的上海市少管所心理諮詢中心主任胡靜雅也表示，這些孩子在心理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
提速應對措施
2003年至2005年上半年，上海市某區少年法庭共受理少年刑事案件總數726件，其中外省市少年人數583人，本市少年784人，在絕對數上本市的少年人數大於前者，但是上海少年受到緩刑處理的有193人，而外省市少年所受到的非實刑人數卻只有25人，相差近8倍。
肖建國認爲，上海社區矯正工作成效顯著，本市未成年犯罪得到一些控制，法院有條件判緩刑。但是外省籍未成年犯不具備矯正的條件，而且容易重新犯罪，法院也不會判緩刑，因此這部分人進入少年管教所的比例正在增加。
上海市少管所教育處主任胡騫驁也表示，非監禁刑的成立主要是以當前的戶籍制度爲基礎的。法官在考慮具體案件的時候，總體是基於戶籍標準，結合所處的社區環境、幫教力量等情況予以判決裁定的。外省市少年接受社區矯正的概率微乎其微。
據介紹，上海市少管所目前十分關注典型個案的收集和分析，以形成這一特殊羣體的樣本數據，對未成年犯警戒分類工作進行探索，實行有條件地原籍遣返服刑。
此外，洪勇強還認爲，應研究新形勢下外來人員的戶籍准入、生存居住、基礎衛生等實際問題的管理辦法，加強對外省籍未成年人來滬期間被監護權益尤其是缺失狀態下的研究和補位，加強社區綜合治理體系的建設。
“我們習慣於事事都以帶有政府色彩的部門進行事務的運作，但是隨着國際趨勢的發展，一些非政府組織將會在各個領域逐漸體現其作用，包括對於罪犯的矯正工作、尤其是對於未成年犯的教育矯正的介入，將會逐漸呈現出增強的態勢，需要我們予以充分的關注。”胡騫驁說。
於海教授也表示，這部分力量不可忽視。在浦東新區曾經關閉一些民工子弟學校，讓這部分民工子女進入公立學校，但是他們在知識等方面明顯差於上海市的孩子，而且容易受到上海學生的歧視。於是，有一些社工服務社來幫助他們補充知識和適應環境，收到較好效果。
“最終的目的是爲了讓他們在逐漸成年的過程中，能夠比較好地接受主流的價值觀並融入其中。”於海表示，應當充分重視第二代城市移民的生存和發展權利，與第一代相比，他們可能會更加趨於激進，訴求的簡單化、暴力化和突發性將會更加突出，並形成基於貧困的惡性循環。必須重點關注他們受教育的權利，完善體制外教育模式的管理；關注他們在城市化改革中的心理承受和宣泄方式，提供相應的心理訴求渠道；完善對他們合法權益的保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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