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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電視臺主辦的“感動中國”人物評選每年都會在全國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在2005年“感動中國”的候選名單當中有兩位天津人，一位是畢生助學的白芳禮老人，另一位就是於全興。有人會問：“於全興是誰？他憑什麼‘感動中國’？”帶着想對他的瞭解，記者走近於全興，見到了一位普普通通的“幸福工程”老志願者。
於全興，是一位國內很有名氣的紀實攝影師，天津師範大學影視藝術學院講師。二十年前，他畢業於天津美術學院，1987年開始，他在《家庭報》工作，從美術編輯做起，一直做到社長助理，主管廣告創收，平時還利用學美術的底子，承攬了不少裝潢業務。房子寬敞，有車代步，日子舒舒服服，也算是個“成功人士”。一次偶然的機會，於全興結識了“幸福工程”，出於專業本能，於全興萌生了用照片記錄貧困母親生活，用圖片形式見證幸福工程實施的念頭，在申請得到幸福工程組委會的認可後，2001年，於全興便踏上了自己的“幸福”之路……2001年，他走訪了西部9省34個貧困縣85個鄉鎮106個村寨，爲300多位母親拍照，照片中的有些母親一輩子沒有離開過家，這些照片有的是她們人生中的第一張，有的或許也是最後一張。2002年，於全興的“幸福工程”攝影展在北京展出，各大報刊爭相發表，引起社會對於貧困母親的關注。從2004年到現在，於全興先後又採訪和回訪了內蒙古、廣西、雲南、貴州、青海、甘肅、寧夏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貧困母親。
採訪之前，於全興剛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回來，採訪之後，於全興告訴記者他還準備去西南地區進行回訪……
“感動中國”落選很正常
很多人因爲“感動中國”知道了於全興，又通過於全興知道了“幸福工程”，在“感動中國”最終揭曉的時刻，於全興落選了……但他面對落選卻說，自己落選很正常，因爲我並不想感動誰！
記者：能夠入選“感動中國”對您來講很幸運，但落選卻多少有些“不幸”，對於此次能夠入選，您怎麼看？對結果的期待又是什麼呢？
於全興：對我個人來說，沒覺得怎麼樣，但對於“幸福工程”來講當然是件好事了，因爲至少能夠通過這次“感動中國”的評選讓更多的人知道、瞭解“幸福工程”，對它是一個很好的宣傳機會。
記者：落選以後您不覺得失落嗎？
於全興：這次入選的候選人一共有35人，要在其中選出10個人來，入選的比例還不到30%，所以我覺得落選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同時，我自己都覺得我沒做出什麼讓人感動的事情，只不過是有了這麼一個機會，“幸福工程”提供給我了一個平臺，我做了我想做的事兒而已。
記者：我看了“感動中國”的頒獎儀式，獲獎者好像都有自己的感言，咱們做個假設，如果您入選了，您覺得自己最能夠感動中國的是什麼？
於全興：還是那句話，我從來也沒想過感動誰，倒是想過能夠通過我的圖片讓那些貧困母親們感動所有人，通過這種感動希望她們能夠得到更多的幫扶，然後再靠她們自身的努力擺脫貧困，早些過上好日子。
這件事兒我做對了
1996年，身爲記者的於全興第一次接觸到了“幸福工程”，通過文字材料瞭解了貧困母親的生活現狀，於是萌生了給貧困母親拍照的願望。5年後，於全興得償所願，在單位的支持和組委會的幫助下，第一次走到了貧困母親的家中，平生第一次見識到了什麼是“貧窮”，給貧困母親照了第一張照片。
記者：如果不是通過您，我可能並不知道“幸福工程”，而當我問身邊朋友的時候，他們也不知道“幸福工程”，您是如何關注它的呢？
於全興：1996年，幸福工程天津組委會成立的時候我就知道了。當時，我是《家庭報》的記者，領導交給我一項任務，要我圍繞着幸福工程的成立開展一些活動。爲了開展活動，我必須瞭解什麼是幸福工程，就是這個時候我接觸到了大量資料，但這些資料都是文字的，圖片資料很少很少。可以說出於職業的敏感性吧，我就想能不能用圖片的形式來表現這些母親，因爲圖片更直接，衝擊力更強，而且拍照還能夠親自和貧困母親交流，所以一直就想去。這個願望憋了5年，一直沒有機會下去採訪，直到2000年底到北京開會，和幸福工程全國組委會的領導提出了我的想法，組委會也很希望能有一個專業的攝影師拍一些影像資料。同時，報社的領導也很支持，表示採訪的費用由報社來負擔，組委會只需要提供採訪的方便就可以了，就這樣，2001年1月2日，我第一站去了青海。採訪近一年的時間，這期間回來過四次。
記者：還記得您見到的第一位貧困母親嗎？
於全興：這個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她叫才仁巴毛，是青海玉樹雜年村人，住一間很小的土坯房，沒牀，也沒電，中間一根木柱支撐着房頂，旁邊一個土竈臺，再就是一堆碼得半人多高的幹牛糞。我第一次看見她就愣住了，心想這還是女人嗎？蓬頭垢面，連臉頰上都是縱橫的皺紋，粗黑的雙手像是枯乾的樹枝。採訪後我得知，才仁巴毛丈夫死得早，她帶着兩個女兒生活，女兒巴青才仁腹疼已有好幾年，有時夜裏疼得直哭，母親沒有錢給孩子治病，就是這樣孩子還得爬到山上去挖蟲草，晚上回來就睡在地上的一片毛氈上。那年這個孩子才12歲，我帶她到了縣上去看病……
記者：您在城市裏的生活可以用“小康”二字來形容，第一次見到貧困母親，您的感覺是什麼？和您平常所想象中的貧困，差距有多大？
於全興：從我的人生經歷來說，小的時候我所理解的貧窮是別人家吃大米白麪，我就會對媽媽說，我們家爲嘛老是吃窩頭鹹菜？媽媽總會說，兒啊，咱不和人家比，過過媽給你蒸饅頭。可盼來的還是棒子麪做的主食，我媽是河北省農村的，她能用棒子麪做出很多花樣來，比如，把蒸出來的窩頭切成小方塊加上白菜葉子炒一下、包菜糰子等，還有我媽在院子裏壘了一個竈臺，貼棒子麪的餅子，每次貼餅子我都先找帶黃嘎的餅子吃……再有，小時候穿的衣服都是打了補丁的，就盼着過年，過年能穿上不帶補丁的新衣服。在我接觸幸福工程之前，所理解的貧窮無非是雙方下崗，家裏日子過得緊巴一些，但不至於過不了日子。這就是我認識的貧窮。
但真正去到西部貧困母親家裏的時候，我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家徒四壁。記得2001年，我採訪雲南李蘭芬的時候，她家裏的房子爛得已經不像樣了，房子是用石頭堆起來的，房頂塌了下來，牀上面搭一塊塑料布，炕上鋪的是塑料編織袋，枕頭是過去用的錄音機殼，被子已變成了黑棉絮。後來，我回訪再去看李蘭芬的時候，她家在政府的幫助下已經蓋起了新房。
在西部部分地區造成貧窮主要有幾個方面：第一，生存條件惡劣，糧食收成不夠吃，男的可以出去打工，如果掙不來錢就得借錢買糧，這一借錢就形成了惡性循環；第二，孩子上學需要錢，對於沒有經濟來源的家庭來講這是一筆很大的開銷；第三，語言不通，沒辦法出來打工；第四，也是最關鍵的就是生病，當地有一句口頭禪：小病挺挺，大病等死。我去雲南昭通地區見到了一位26歲的母親，兩個孩子，石頭堆的房子，牀上都是破衣服、爛棉絮，旁邊就是一個火盆，除此之外家裏什麼都沒有，長到26歲去的最遠的地方就是到鎮上趕場。2005年，我再去的時候，聽昭通市的工作人員說那個母親死了，得病沒錢醫治，死時才30歲。當親眼看到貧困母親的生活狀態時，我很震撼，因爲我從小到大沒見過她們會生活在那樣的環境，第一感覺就是，這件事我做對了，一定要幫助她們。
記者：從全國範圍來講，這些貧困母親是如何選出來的？
於全興：幸福工程的組織很龐大，從省裏到縣裏，從縣裏到鄉里再到村裏都有計生協會人員。每次我去採訪調研，首先要和這些人聯繫好，再下到貧困母親家裏採訪。這些貧困母親都是由村裏公示後一級級選上來的，幸福工程根據她們本身的條件提供1000元—3000元不等的低息或無息貸款。如果貧困母親說希望養牛或養羊，那麼就給她牛或羊；如果住在靠近鄉鎮地方的貧困母親希望幹個小買賣來脫貧，也可以。這不同於普通意義上的幫困，不是給她輸血，而是讓她自己造血，給她一定的生產資料，靠她自己的努力去發展，在給予這部分資金的時候要籤協議，一到五年要還的，還回來的錢或生產資料再去幫助其他的貧困母親。
記者：既然是幫助貧困母親，爲什麼還要簽訂還款協議呢？
於全興：我理解，幸福工程幫助貧困母親是讓她從根本上擺脫貧困。通過這個協議給貧困母親一些壓力，讓她用這些生產資料去發展，幾年以後就會有更多的生產資料，這樣她才能擺脫貧困，而不是去還債。
記者：如果不能脫貧怎麼辦？
於全興：起不來的也有，那麼幸福工程就會派人下去考察，如果因爲自然災害，比如種地遇到水災等，但這位母親又非常能幹，很渴望脫貧的話，幸福工程會根據客觀事實，在資金允許的情況下再次和她籤協議，給予她幫助。
記者：那麼，在您考察的過程當中，有沒有發現挪動“幸福工程”款項的問題呢？
於全興：就我所走過的地方來看，我沒有發現這種現象。國家組委會或者捐款者代表每年都會去這些地方考察，比如國家機關的幹部，據我所知，每年國家機關的幹部職工都會爲幸福工程捐款達二三百萬。今年，這筆資金中的一百萬是國家機關的人員要求定向幫扶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貧困母親，在幫助這些母親之前派我去做項目實施前期的調研，把調研結果提供給組委會，實施幫助以後，組委會邀請國家機關人員去考察項目實施情況。所以，有了這種監督，有了協議的約束，這個工程裏就不會出現你所說的那種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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