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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開大學黨委書記薛進文校長 侯自新
今年4月5日，是張伯苓先生誕辰130週年。值此之際，我們深切緬懷這位南開系列學校的創辦人和南開大學的首任校長，紀念這位對天津和中國教育事業做出卓越貢獻的著名愛國教育家。
張伯苓先生1876年生於天津。早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受到近代西方科學的薰陶和啓蒙。他親眼目睹了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欺凌和清政府的腐敗，毅然棄戎從教，希望通過培養人才，拯救民族危亡，振興國家，先後創辦了包括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重慶南開中學等在內的南開系列學校，並接辦四川自貢蜀光中學，主持完成了南開大學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在內的西南聯合大學的組建，創造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奇蹟。張伯苓先生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教育生涯中，以不屈不撓和無私奉獻的精神，造就了以周恩來總理爲代表的萬千優秀人才；以高尚的人格風範和淡泊自守的氣節，感動和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以其篳路藍縷的創業奮爭和不畏艱難的魄力，爲中國現代教育改革發展提供了創造性經驗。他親自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精心培育愛國、敬業、創新、樂羣的校風，並在辦學實踐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南開精神。這不僅是留給南開的寶貴遺產，也是中國教育事業的重要思想財富。
愛國主義是張伯苓先生教育思想的突出特徵。他始終把愛國主義置於學校教育的核心地位，視爲青年學生道德人格的最高境界，並在教育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具體、生動的愛國教育機制。
首先，提出愛國精神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基礎，強調以愛國心來維繫中華民族的團結和統一。這一思想爲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觀念和價值標準，對於熔鑄新一代青年的道德品格，提升德育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次，強調弘揚愛國精神要作廣泛地動員，愛國者要互相推動，互相激勵，形成強大的社會力量。張伯苓先生認爲，愛國不要狹義的，不要僅僅“獨善其身”。每個愛國者都要像熊熊燃燒的火把，燃燒自己，照亮別人，儘可能擴大團結的範圍。第三，強調只有把愛國精神與愛國能力結合起來，才能實現救國的願望。指出：“愛國可以出乎熱情，救國必須依靠力量。學生在求學時代，必須充分準備救國能力；在服務時期，必須切實實行救國志願。有愛國之心，兼有愛國之力，然後始可實現救國之宏願。”
愛國、憂患意識，是教育者自古而然的社會責任，也是中國教育家的神聖職責。張伯苓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愛國的教育家，直到他彌留之際，還遺囑友好同學“爲公爲國，擁護人民政府，以建設富強康樂之新中國”。
南開大學誕生於五四運動之中，南開的發展始終與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息息相關。建校之初，南開設有文、理、商三科，目的在“文以治國，理以強國，商以富國”。1928年張伯苓先生制定的《南開大學發展方案》，集中反映了他教育要服務社會的理念。“方案”明確提出要“知中國”、“服務中國”。所謂“知中國”，即認識中國、熟悉中國，包括它的歷史、現狀和未來，以及從時代和世界的角度來衡量中國所處的地位和水平。“服務中國”，即解決中國問題，關鍵在於發展生產，促進國家的獨立富強。歸根到底，解決中國問題要靠科學，靠人才，即建立適應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科學知識體系，培養通曉中國問題、願爲中國獨立富強獻身的科學人才。這是張伯苓先生經過艱辛探索和實踐得出的正確結論，爲南開大學獨具特色的辦學道路開闢了廣闊天地。
爲了落實“方案”提出的目標，張伯苓先生在學科建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力主調整課程設置，改革教學方法，加強理論與社會實際的聯繫，採取措施強化學生實際能力的培養。一方面開設有關研究中國現實問題或追蹤當代學術發展的課程，如“當代中國政治問題”、“中國經濟問題”、“鄉村建設概論”、“西洋文學當代人物”、“化學問題之研究”等，增加“辦公室管理”、“人事管理”、“售貨學及廣告學”、“工商實際問題”等應用性課程；另一方面，結合不同課程開闢第二課堂，對學生進行實踐教育活動，並使之成爲南開大學教學工作的一項制度。當時，學校組織學生到天津市各大銀行實習，調查津埠商業貿易，主修農業經濟的到河北省定縣，參加晏陽初創辦的平民教育工作。“至抗戰爆發前，南開學生共調查了天津各種機關單位100多個，學生足跡遍佈工、商、文、教、交通、新聞、社會部門及司法、軍、政乃至外國租界”。調查不是徒具虛名式的參觀，開始前由教師根據課程性質確定方案，完成後學生要寫出詳細的調查報告，並組織彙報討論，最後由教師評定分數。這種教學活動既使學生了解了社會，同時也有效地鍛鍊了學生實踐能力。
爲了更好地服務社會，推動地方經濟的發展，南開大學相繼成立電機工程系、化學工程系，均着眼於服務國計民生。爲此，學校與天津電燈電車公司、天津久大精鹽公司、永利鹼廠建立聯繫，實行互助，“以我之學識，易彼之經驗”。同時，張伯苓先生成立經濟學院並使之密切聯繫中國實際，開展天津工商業、經濟運行情況以及中國農業問題的研究，要求每門規定課程都要“中國化”。在何廉教授的領導下，南開開始了相當規模的教科書編纂工作，以便利用學校教師“在理論聯繫實際，在揭示中國的狀況與問題以及教學中的經驗，來使學院教學得到更實際、更合適、更有用的教材”。可以說，當年張伯苓先生創立南開東北研究會、經濟研究所、應用化學研究所，都有着非常強的服務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性。南開經濟研究所作爲中國第一個有組織開展中國經濟研究的私人機構，其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國內外研究機構和研究者極高的評價，而其所保留的“華北物價指數”，至今仍爲學者開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極大方便。
大學最本質的功能或者說根本目的是培養人才。張伯苓先生在其一生的辦學生涯中，堅守大學“以彰揚文化，研究學術，造成建設國家之中堅人才爲目的”的教育理念，並緊緊抓住培養人這一核心，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例如他強調“三育並進”，注重培養有組織能力，合作精神，負責任，有犧牲，沒有名利思想，做事以國家利益爲前提的人才，尤其是學生“現代能力”的培養。爲了實現這一目的，張伯苓先生在實踐中總結出一整套成功的訓練方法，主要包括：重視體育；提倡科學；團體組織；道德訓練；培養救國力量，等等。旨在打造學生“服務社會之能力”。以上幾個方面，都有着豐富的內涵。創新思維、道德教育、薰陶人格、團體協作，是張伯苓先生在培養人才過程中十分關注的幾個問題。他積極倡導創新思維，經常使用英文“pioneering”或“pioneerspirit”教育學生要有開拓精神、創新意識，有時甚至用“pioneering”來概括南開精神。他把道德看做人才培養的關鍵，把道德教育視爲教育的根本，努力探索和研究青年學生道德形成的規律和新的道德導向。強調培養新的人才，必須變革道德觀念，面向現代社會樹立新的道德教育觀；道德教育以人爲本，努力使學生的品德、能力、社會交往關係等全面和諧發展；將人格教育納入道德教育的內容，德育要從基本品德、基本價值觀抓起，既強調我國優秀文化傳統中的個人品德修養，更重視面向全體學生進行社會公德教育，以便使一代新人在民族感情、國家意識、思想品質和人格操守等方面建立牢靠的精神支柱。南開歷史上之所以涌現出以陳省身、曹禺、劉東生、葉篤正等爲代表的一批獻身祖國的科學家、藝術家和以周恩來總理爲代表的一批獻身革命的政治家，都與他們在學校努力夯實做人基礎和堅持正確的思想道德修養分不開。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同志2004年在會見參觀“百年南開展”嘉賓時所說：“南開確確實實出了很多政治家，同時爲全國的教育事業，爲天津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不但在教學理念和教學管理，還是教學的方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新的創新和新的開拓，以及新的進步。”
斯人已逝，名垂南開。緬懷張伯苓先生爲南開大學奠定始基的豐功偉績，深切感受到一個著名愛國教育家永澤後世的驕傲。張伯苓先生是把自己融入國家和天津發展的歷史洪流中去的，他是悉心傾聽天津人民的需求和呼喚的。他把南開大學依託於天津發展的歷史平臺，從中得到支持，汲取力量，又順應城市化的前進做大做強南開。早期南開大學的歷史證明，只有天津發展，南開才能興旺。改革開放以來，天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輝煌成就，給予南開大學發展以強大動力。這更進一步證明，只有天津的繁榮，南開才能更大發展。當前，濱海新區的開發開放給天津帶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天津正在努力實現新的歷史跨越。在新形勢新發展面前，南開大學一定要抓住機遇，學習張伯苓先生的教育思想，大力弘揚南開精神，培養造就更多的優秀人才，爲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天津的新騰飛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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