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彭加木遺體疑被發現”的消息帶動下，這位26年前迷失在茫茫沙海中的科學探險家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在各媒體集束式的報道中，我們看到了關於他失蹤的幾種離奇說法的羅列，看到了身穿鮮豔衣服的記者站在彭加木紀念碑旁伸出的“V”字形手勢，看到了26年來一撥一撥尋訪者艱辛的汗水，當然，還有親人的思念、同事的緬懷，以及評論者“深刻”地以他的榜樣來鞭撻如今的學術腐敗。
種種紀念方式都是不錯的。但他首先應該讓我們記住的是：在斯文·赫定、伯希和、斯坦因、科茲洛夫……一長串歐洲名字之後，中亞腹地探險家的名單上，終於出現了第一個中國名字———彭加木。
大航海時代以來，科學探險活動對人類歷史屢屢產生決定性的推動作用。哥倫布的探險連接了新舊大陸，進而催生了世界近代史；達爾文的探險最終促使他發表進化論；庫克船長的探險使我們知道澳大利亞和南極大陸的存在……令人遺憾的是，如此恢宏壯美的探險活動中，沒有中國人的身影，即便較爲晚近的“中亞腹地”(實際上主要是指中國西北地區)探險活動，也幾乎全爲西方人包攬，直到1980年6月，彭加木率領考察隊史無前例地縱貫了羅布泊湖底。這是當年瑞典大探險家斯文·赫定無法完成的任務，他爲此差點喪命並中途退出———彭加木的意義，在於他以生命爲代價，填補了中國探險史的空白。
爲了科學，敢於深入死地，這是傳統民族精神中鮮見的新品格。我們民族從來不乏捨生取義之人，但義士們心中的這個“義”，往往是關乎世道人心、禮義廉恥，屬於人文範疇，從來沒有想到過科學本身也有大義。我們素來長於人文，而拙於科學，我們又信奉“心外無理”，白居易說：“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我們以爲，世間真正的險處在人心，因而真正的冒險或探險在於人事，在孜孜不倦的心靈探險中，其上品，爲聖哲，爲良相，爲騷人，爲達者，雖嚴於義利，乃至殺身成仁，但終三千年而未發展出科學精神；其下品，在“與人鬥其樂無窮”的精神指導下，積極跟進某個官場派系的鬥爭，進行政治“探險”，挪用公款以做私人投資，進行經濟兼法律“探險”，搞一夜情、包二奶，進行性“探險”……在有樣學樣地驚呼“科技理性對人文精神的侵蝕”的時候，我們自身的科技理性實際上還遠未形成，我們多的是“人文烈士”，卻幾乎沒有“科學烈士”，除了彭加木等少數幾個人———這是他留給我們更爲重大的思考。
26年前，彭加木走了，這位瘦弱的南國之子，遠離溫暖溼潤的家鄉，消失在中國的“旱極”，他留給世人的遺言只有便條上的那一句話：“我往東去找水井。彭。6月17日10∶30。”他一定還有我們沒有聽到的遺言。
甩下背影消失於中國“旱極”的彭加木，讓人自然聯想起死於世界“寒極”的英國探險家斯科特上校。1912年某日，到達南緯90度的極點後，斯科特上校在飢餓和嚴寒的折磨下死去，比彭加木幸運的是，死之前，他留下了日記。兩位處境相似的探險家，心情應該是一致的吧？
預見自己必死命運的斯科特上校寫道：“我們的結局將證明，我們民族還沒有喪失那種勇敢精神和忍耐力量。”當他的遺言傳遍全世界的時候，在英國國家主教堂裏，連國王都跪下來悼念這位英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