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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週刊刊載文章稱，中國基層法院正在面臨“民告官”案件大幅增長的訴訟壓力，行政案件呈持續上升態勢。有的省市基層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就比上年翻了一番，有的基層法院甚至增長了200%。而自從1989年中國頒佈行政訴訟法至今，中國各級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審行政案件已經超過一百多萬件。
文章指出，行政訴訟案件社會影響大，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也大。既要依法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又不犧牲行政管理秩序，法院常常左右爲難。比如，一些“民告官”的重大環保案件，依法應該判政府部門敗訴，但判了也執行不了，地方財政無力賠償農民；不判政府部門敗訴，又何談保護公民權益？還極易導致社會的不穩定，造成涉法集訪和羣體事件。面對這種兩難選擇，法院只能選擇“硬判”，但結果往往是“案結事不了”——或者政府勝訴百姓鬧事，或者政府敗訴執行不了。
接受採訪的法官普遍表示，地方政府對行政案件的干預不同程度存在。輕者表現爲批條子，嚴重的甚至直接抓走當事人。個別法院領導因此怕工作搞不好添“亂子”、得罪政府少“票子”、失去選票丟“帽子”，在行政案件中只有屈服於壓力。
此外，當前行政案件審理中遇到的法律適用問題多，常常讓法官覺得“無法可依”和進退兩難。一是法律沒有規定的內容。例如，在徵地安置補償中，“空掛戶”怎麼認定？“城中村”居民如何補償？“前三年的平均產值”怎麼認定？又如在工傷認定行政案件中，事實勞動關係如何認定，以及與最高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如何掛鉤等問題，法律均沒有明確規定。以至法官在審理這些案件時感到“於法無據”；
二是已有的法律規定比較原則，抽象，可操作性差。例如，對於哪些應當認定爲工傷、哪些不應當認定爲工傷，《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只有兩條，無法應對現實社會的千奇百怪的工傷認定情形；
三是已有的法律規定表現出了嚴重的滯後性。比如有關征地安置補償標準明顯偏低，不能解決老百姓的後顧之憂。將之作爲判案的依據，很難取得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結果是“官了民不了”或“民了官不了”；但如果不作爲判案的依據，很顯然違法且無法下判，人民法院面臨兩難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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