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地平線上已經出現印度和中國兩大巨人的遠景，在新形勢下，怎樣與對方打交道，彼此間都在急切探索
●中印交往僅着重經濟關係是不夠的。兩大文明間的交流可以求得兩國相互瞭解，使之變成同舟共濟的發展夥伴
●印度重“口頭文化”，中國重“書面文化”，因此，印度對中國一直心存感激：如果沒有中文記載，印度古代史就寫不成了
在國際關係史上，中印兩國的關係可以說是打交道的歷史最長、友誼最深、影響最大。如今，國際地平線上已經出現印度和中國兩大巨人的遠景，在新形勢下，怎樣與對方打交道，彼此間都在急切探索。
印度於1947年獨立，1950年正式建立“印度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間相差無幾。中印兩國有2000多年來的交往歷史。1962年的那段不幸，雖然不過是一個短暫的瞬間，但卻留下了一些消極的記憶。
1988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不顧國內反對毅然訪華，鄧小平親切會見，並語重心長地提出，“十七億人口……又是近鄰，不相互瞭解、不建立友誼是不行的”。此後，中印關係開始走上正常發展之路。但毋庸諱言，直到今天，彼此間還不很瞭解，甚至存在某些誤解。這當然有諸多原因。
以語言文字爲例，英文是印度融入西方世界以及西方國家滲透印度社會深層的管道。從尼赫魯開始，印度上層精英都是在英語的精神環境中陶冶出來的。一則使他們自然而然地和西方政界“波長(觀感)相同”，二則他們的信息來源也難免不受西方輿論過濾。
中文對非東亞人來說特別難學，印度人也不例外。百餘年來，英美等國由於有華裔相助，和中國打交道時能夠知己知彼。印度卻缺乏這樣的幫助，印度翻譯中文的水平一般不高，只能靠中國翻譯。可是中國翻譯聽印度人的英語覺得吃力，難免誤聽。印度人聽中國式英語也有同樣感覺。某次中印談判，中方認爲沒有實質性進展，只是“炒現飯”。中國翻譯把“炒”譯成英文“fry”，印度官員卻理解成意爲“蒼蠅”的“fly”，結果印度報紙刊登，中國認爲談判是“飯上有蒼蠅”，弄得雙方莫名其妙。
印度對中國文化也有不理解之處。比如，有位前印度駐華高官曾用兩點評論中國文化，一是說孔子反對“以德報怨”，以印度的眼光來看，未免太小氣。二是中國人說“我們的朋友遍天下”，而不是“我們是天下人的朋友”，未免帶點“中國中心論”的味道。不論他的話有沒有道理，卻反映了一些印度人的思維方式。
印度人其實不保守
許多中國人都認爲，印度人很保守，不太有國際意識，也很古老。但事實如此嗎？近代印度文化的驕傲是出了個大文學家泰戈爾。他於1913年打破白人對諾貝爾獎的壟斷。魯迅在《無聲的中國》中說：亞洲只有泰戈爾的聲音。泰戈爾在西孟加拉邦辦的國際大學和譚雲山幫他創辦的中國學院，在印度幾乎家喻戶曉，所以，儘管與中國少有經濟往來，但該邦是全印度對中國感情最深厚的。該邦由印共馬派領導的左翼聯盟，在該邦連續勝選執政30年，變成印度地方政權的不倒翁。他們從思想意識上親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犯錯誤”成了他們的信念。
記得有一次，我全家三口到拉迦斯坦邦著名的金廟旅遊，到了門口才發現只有印度教最高種姓婆羅門才能入內。我們準備退卻，此時，守廟僧人出來迎接。我們說：“我們不是婆羅門”。他說：“你們是外國人，就是婆羅門。”
當今治理印度的是國大黨領導的聯合政府，國大黨主席是意大利出生的索尼亞·甘地夫人。她是印度最有權威的政治家，卻是天主教徒，印度總統是伊斯蘭教徒，總理是錫克教徒，三位“異教徒”正統治着印度教徒佔絕大多數的十億人大國，這也是隻有在印度纔會出現的奇蹟。這些插曲足可以說明印度文化中特有的國際意識。
上個月，我在新德里參加中國畫展開幕式，從十多位畫家親臨印度各地寫生的數十幅精彩作品中，看不到任何現代化的蛛絲馬跡。有人說：“如果要畫現代化，我們就不到印度來了！”這是對印度認識不足的嚴重反映。雖然印度是一個把傳統保存得很好的國家，但不等於印度還沒有全心全意進入現代化。
也有中國人認爲印度在決策過程中很西化，不講情面。事實上，印度政界在討論政策時，總喜歡強調“human face”(可意譯爲“人情味”)。我的已故好友、曾長期擔任總理辦公室經濟顧問的德里大學教授蘇庫瑪·恰克巴迪對我說過蘇聯前總理柯西金：“簡直像一部計算機，沒有一點兒人情味！”美國領導人在這點上是做得較好，不管外交協商的問題如何嚴重，他們總是有說有笑輕鬆一番後再轉到正題。印度人很喜歡這種對話。
以文明關係交往
當前，全球化的總趨勢已從“地緣政治”範式轉移到以“國際相互依賴”爲主要內容的“地緣經濟”範式。以經濟關係作爲國家彼此間的交流紐帶，這是一大進步。可是，中國與印度交往，僅着重經濟關係是不夠的，何不多一些文明關係間的交往呢？那樣更可以求得中印之間相互瞭解，使兩國變成同舟共濟的發展夥伴。
我覺得，印度比較注重這點。1981年，中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黃華訪印破冰之行，印度外交部長拉奧(後任總理)在新德里海德拉巴宮晚宴招待，我有幸出席。拉奧致詞中親切回顧古代中印高僧交往。這以後，我看到兩國高層領導互訪時，印度領導人總是強調兩國的“共同文化遺產”。
印度對中國一直心存感激
中印的“共同文化遺產”是什麼呢？
從文字記載看，中印兩大五千年文明古國相互交往至少有2000多年曆史，在貿易和文化兩個架構上又不斷添磚加瓦。其中，稱爲“北傳佛教”、具有中國特色的“大乘”東亞佛教是文化架構上的崇高建築。
現在國際學者研究大乘佛教必須精通中文，因爲大乘經典多半都是在中國帝王的“譯經院”中經過印度、中國和其他國家高僧集體努力用中文製成的，有些經典可以把書名還原到梵文，但原來的梵文版本已經失傳；另外的經典則是在中國開發。
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西天取經三藏法師玄奘於648年給唐太宗的奏摺上說：“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意思是說，他在印度“搜尋”佛經，把印度“儲藏”的佛教文獻統統載回中國了。同書又記載：玄奘離開印度時收集的“經像”行李過重，交給北印度“烏地王”的軍隊“託運”，中印度“戒日王”更送他一匹大象馱載。這些都是古印度人盛情地把“國寶”贈送給中國的真實寫照。
中國史籍上保存着200多位印度來華高僧的檔案，除了個別高僧外，大多在中國圓寂。印度高僧爲中國帶來佛廟，最早的叫“白馬寺”，以坐騎象徵印度高僧與經典來華。其後則多以“國”字命名，如“大相國寺”、“安國寺”、“清國寺”、“報國寺”、“護國寺”、“隆國寺”、“奉國寺”、“興國寺”、“鎮國寺”等，生動地道出印度人爲古代中國的繁華而樂於奉獻。
兩大古文明，印度重“口頭文化”，中國重“書面文化”。來華印度高僧絕大多數除了一肚子學問以外，什麼都沒帶。佛陀耶舍於407年到達長安後，從頭到尾背出梵文《曇無德律》。後秦主姚興不相信天下竟有這樣好的記憶力，就給他一天時間強記一份5萬字的羌文藥方，第二天他一字不錯默寫出來，姚興折服。由於印度不重文字記載，古代印度千千萬萬學者不能把學問傳之於世。中國的政治精英卻聰明，投入資金、組織人力把從印度來華的大學問家腦子裏的寶貝都譯成中文，刻在石頭和木板上，印刷成書，永遠保存下來，使人類文明得益匪淺。
由此看，似乎可以總結出古代中國和印度打交道的三大歷史規律：(1)中國“取經”聚寶，印度人樂於奉獻；(2)印度人喜歡口述，中國人雕木刻石永誌不忘；(3)印度人四海爲家，中國人落葉歸根。
古印度文化遺產後來喪失，佛教在印度的盛況被人遺忘。近世紀，那爛陀、阿旃陀等佛教遺址被重新發現，印度文化本身卻無法考證。幸虧中國高僧法顯、玄奘、義淨等留下了遊歷印度的著作，幫助印度學術界更好地研究古代印度。三大留學印度的高僧在印度知識界幾乎無人不曉。因此，印度對中國一直心存感激：如果沒有中文記載，印度古代史就寫不成了。
滄海桑田，時代變遷，現在想和印度人打交道，一千多年前的往事依然很有價值。一來可說明兩大文明交流之源遠流長，二來也可以明白彼此間的差異之大。由此看，如何與印度打交道，我們既要從歷史沉澱中尋找寶貴經驗，又不能不看時代的千變萬化。當代印度真正“中國通”、老友白春暉曾這樣總結中印文化的兩大差異：一是印度注重靈魂、不修邊幅，中國注重軀體、講究形式；二是印度不重回報、也不記仇，中國“來而不往非禮也”，對敵友皆然。我補充兩點，一是印度人說得多、做得少，勤應允、緩兌現，中國人答應了就設法做到，不然問心有愧；二是中國人多半明哲保身，少仗義執言或打抱不平，印度人卻不然。
這樣看來，中國人要和印度人打交道的確是一門高深學問，以上膚淺的見解權當拋磚引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