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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高校評價體系非常急功近利。一所學校方方面面都有指標考覈。大學的學生有考覈指標，博士生髮表多少篇SCI(科學引文索引)也有指標。老師也有考覈指標，要競爭上崗，這個競爭一直延伸到當上院士纔可以結束。而所有的這些指標彙總到最後，直接導致高校的急功近利
4月10日，吉林大學法學院教授鄧正來就發起懲治學術腐敗倡議書一事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該行動是針對近年來多次披露和備受社會各界指責的學術腐敗問題，學術界開始的一場呼籲及由內到外的“行業自律行動”。
早在3月15日，鄧正來等聯合國內100名至150名人文社科教授，聯名發表《關於抵制學術腐敗與學術不端行爲的公開信》(下稱《公開信》)，《公開信》同時遞交教育部和各大學校長以及各校學術委員會，呼籲高校教授不能剽竊抄襲、不能發生學術腐敗。發起《公開信》
“發起這樣一個倡議並不是出於一時想法。實際從上世紀90年代初，我就已開始關注學術規範化問題，併發起、參與了‘中國學術本土化與學術規範化’運動。”鄧正來解釋，反學術腐敗不能只是簡單地“口頭”反對，而應當有理性行動。
北大哲學系教授何懷宏是《公開信》的署名者之一，他告訴記者，上世紀90年代初，學界還沒有成爲競爭經濟利益的“福地”，所以學界抄襲剽竊情況還不太嚴重。但是漸漸，學術研究和經濟利益開始增加聯繫，帶來許多弊端。
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對現實的考慮，鄧正來們選擇在3月15日公佈這樣一封《公開信》。鄧正來說，其實學術腐敗與商品的假冒僞劣還是有所不同，前者的危害和影響力比後者更加深遠。
發表於2006年3月15日的《公開信》內容明晰，共有社科領域109名教授在信後簽名。
《公開信》認爲兩大內在原因使學術腐敗越演越烈。首先，教育部和各大學還沒有形成處理這類事件的規範程序，甚至沒有常設機構；再者出現相關機構處罰不力和大學袒護造假學者的“本校保護主義”。
“學術不端與腐敗現象的存在和猖獗，並不僅僅是學者個人道德問題，更是一個社會轉型時期結構性問題或體制性問題。”鄧正來分析，“因此對學術不端與腐敗的根本整治需要持久的教育和學術制度改革。”
《公開信》明確，此次行動針對的是人文社科中任何一位教授和研究員。監督“行爲”是指接到違背學術紀律的投訴，組織專家進行匿名審查，以查證是否構成剽竊、造假或者是腐敗行爲。如果一旦發現學術腐敗者，教育部和學校一定要對其進行處理。否則，所有簽名教授集體辭去教授之職，只履行教師職責。
如果有教授和研究員發生剽竊、造假或腐敗的現象，《公開信》強調，經“學術紀律仲裁委員會”查證和認定，而當事人有關主管單位仍不作出嚴肅處理，相應受到的懲戒是，向“學術紀律仲裁委員會發出投訴或要求複審；向當事人有關主管單位發出督促處理的公開信，通過各種有效途徑向國內外學界公佈違規者的劣行；號召國內外專業學術刊物和出版社抵制違規者的論著”。
“最終目的，爲了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和良性發展，嚴肅懲治學術腐敗。”《公開信》指出。
“知識精英應該擔負爲社會提供動力和榜樣的責任，這也是鄧正來們倡議這封信的原因之一，”《公開信》署名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幹春鬆4月15日接受記者採訪時解釋，“如果社會沒有榜樣性人物存在，而是捲入大量利益代言人氛圍中，那麼最終導致的結果就不光是存在學術腐敗現象了。”
幹春鬆並向記者透露：“寫這樣一封公開信，壓力是很大的，當然也有動力，比如要比以前更加註意學術規範、引用註釋到位的事情。”體制使然？
《公開信》公之於世後，通過互聯網獲得了最大的影響。
“後來看網上反映說《公開信》意在讓教育部設立一個學風監督委員會，其實很不現實，因爲容易監管不力。”幹春鬆說。
關於廣大網民爲何把《公開信》的矛頭，理解爲直指教育部，於春鬆解釋：“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當然很多制度性的評判標準是教育部出臺的。但是，教育部也有苦衷，它並沒有下命令讓學校搞以數量取勝。”
“但教育部會有許多評價體系，985工程、211工程什麼的，在它的審定中，設立一個個量化標準，這就迫使學校去追求形象工程。”也有專家告訴記者。
由於高校評價體系標準，不在學者手裏掌控，因此當羣體之間評價發生很大偏離時，就會影響到學術競爭平衡。“比如我是認真在做某課題，但另外一個學者抄襲很多，並在一個評價系統裏，又拿課題又拿經費，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而我卻一無所有，良幣的生長空間也就越來越小。”幹春鬆分析。
“在學者作假後是各個學校開始互相攀比、互相包庇抄襲行爲。比如某高校某位行政高層就說，‘出現抄襲什麼的，那是學校的事情，當然要稍微罩着點。’”幹春鬆說。
“發生造假事件的單位也不願意擴大事態。”北京化工大學校長王子鎬前不久對記者分析，這是由於個人和學校是一個利益共同體。
“現在的評價體系非常急功近利。一個單位方方面面都有指標考覈。比如說，大學裏學生有指標，不少學校要求博士生髮表多少篇SCI(科學引文索引)也有指標。”王子鎬說，“老師也有考覈指標，要競爭上崗，這個競爭一直延伸到當上院士纔可以結束。而所有的這些指標彙總到最後，就成了學校的綜合實力。”
正是憑藉這些指標，學校與其他學校競爭，可獲得資源優勢，比如重點學科的審批、進入211工程等。結果是壓力逐層下移，學校把壓力轉移到學院、學院轉移到老師、老師轉移到學生。
“要真正杜絕抄襲剽竊之風，有必要看到抄襲剽竊後隱藏的深層原因，看到它並非‘學術腐敗’的全部。”何懷宏指出，抄襲剽竊在廣義上也可以說是一種“學術腐敗”，它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機構制度性的“學術權力腐敗”有着緊密聯繫。防腐要制衡
既然導致學術腐敗的原因是多重的，那麼除了學術界自律之外，還有沒有他律途徑？
武漢大學黨委書記顧海良3月11日曾表示，高校應賦予學術委員會、教授委員會評判和評價是否有學術腐敗的職能。
顧海良早在2004年11月在教育部社政司主辦的“全國高校學術規範與學風建設論壇”作報告時便指出：“加強學術規範不僅要成爲學術界的一種強勢輿論，而且要有針對當下學術失範現象給予根本性的制止。”
“對於學術規範，要靠社會輿論，靠學術界互相監督，也靠學校建立比較健全的權威機構‘學術委員會’、‘教授委員會’。”顧海良指出。
然而，對於引用和抄襲如此明確的界定並不能使抄襲者卻步。
“因此，一旦發現學者抄襲，就應該要求他承擔相應後果，”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楊玉聖說，“抄襲既然違背了學術規範，因此在學術行爲上是不光彩的，應該受到譴責；同時，抄襲又侵犯了他人知識產權，有關當事人應受到法律制裁，並承擔民事責任。”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亦指出，抄襲論文一方面要承擔道德方面的責任，因爲中國社會學術失範是整個社會失範的體現，一些不良剽竊行爲應該受到道德上的譴責；另一方面應承擔有關法律責任：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停止侵害，消除影響；並在有關媒體上給予澄清。這樣才能逐步在學術上形成一個端正的風氣。
《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46條“侵權著作權的民事責任”規定：“剽竊、抄襲他人作品的，應當根據情況，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並可以由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給予沒收非法所得、罰款等行政處罰。”
而據記者瞭解，教育部也在積極醞釀《關於懲治學術不端行爲的意見》，並希望通過可操作性法規的出臺，制約和懲治形形色色的學術腐敗行爲。
同時，科技部也出臺了一些懲治學術不端行爲的相關政策，3月15日，科技部部長徐冠華宣佈，科技部計劃爲造假者建立“污點”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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