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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東郊有一姓李的人家，老少三代沒有戶口和身份證，給生活帶來很多麻煩。比如日常生活中，不能辦存摺、考駕照、上保險、籤合同。不能上學，即使上了學也不能參加高考。工作只得乾點零活。跟人只能同居不能結婚，更不敢生孩子。最後，即使人過世了，沒戶口也開不了死亡證明，不給火化。
去年，不少媒體報道了這家人的事情，但快一年了，李家的戶口仍沒着落。
30多年，七八個大活人，怎麼就落不下個戶口呢？真是不可思議。
“你們家怎麼不想想辦法，是不是自己沒去跑、沒去辦呵？”我問63歲的李殿洲。
他“噌”地站起來，捏緊的拳頭不停地捶打着手掌，乾瘦的臉皮肉抽搐着。他像牙痛一樣吸着氣，嘴巴大張，但沒說出話，又坐下了。
他的眼角，慢慢噙滿淚水。
沒地落戶，李殿洲一家從此成了“黑戶”。
李殿洲住在北京東五環外的雙橋，在管莊和三間房鄉的交界處，是城鄉接合部。
他家就在鐵路邊上，隔條水泥路就是火車道。兩間簡易磚房裏只有一小扇天窗，沒玻璃，釘着塑料布，風一吹“呼噠呼噠”地響。時不時有火車“轟轟隆隆”經過，屋子裏像地震，說話也聽不清楚。
李殿洲的原籍是黑龍江省雙城縣，他家原本有戶口，失去戶口的原因，現在的人聽了會覺得匪夷所思。
年輕時，李殿洲學得一手皮匠活兒，因爲手藝不錯，上世紀70年代初，他們一家從老家遷往鄰近一個生產大隊，因爲那個隊沒有皮匠。李殿洲去了，給人做皮鞭、皮帽、車馬用具等皮活。李殿洲跟大隊協商好了，每年交給公家500塊錢，公家分給他一家的口糧。另外，大隊還出介紹信，李殿洲可以到外縣攬皮活掙錢。跟只種地拿工分的社員(村民)比，皮匠李殿洲算是富戶，日子過得挺滋潤。
但他跟大隊幹部關係沒搞好，人家多次暗示掙了錢要“表示表示”。李殿洲說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想吃回扣。“我已經交給公家錢了，500多塊，那年頭這可不算少呵。”他痛惜自己的辛苦錢，沒捨得“表示”。結果運動一來，報復也來了。
1974年，全國到處“割資本主義尾巴”，大隊書記在大會上宣佈：單幹戶、個體戶、黑包工等，統統屬於“尾巴”，咱大隊的李殿洲就是，要把他割了。他家的口糧全部停掉，一家子退回老家的大隊。在接收方沒同意、沒開準遷證的情況下，李殿洲一家的戶口遷移證就被人扔了出來。沒地兒落戶，李殿洲一家從此成了“黑戶”。
“還被拉出去遊街，在縣城遊了3天哪！”李殿洲的老伴李秀珍幾次跳下車，跑進縣委，找縣領導哭訴，縣幹部最後答應很快解決。李殿洲一家便暫時棲身在縣城的姐姐家。
“說是3天就給解決，結果等了5年也沒解決。”李殿洲回憶道。那年月，沒戶口就等於斷了生活來源。在縣城，幾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按戶口本上的人頭髮票供應。
“我們一家啥都沒有，生活全靠借，到現在還都欠着哪。我整個人都垮了，淨是病。我老伴李秀珍帶着6個孩子，都不大。”
熬到1979年，有一天，李殿洲突然聽見街上大喇叭廣播中央平反冤假錯案，街道負責人給了他一點錢說：“老李呵，你們趕緊進京上訪吧。”
一家人進了北京，先奔公安部，聽了申訴後，人家說這不是公安部門造成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的事，到國務院信訪部門去吧。李殿洲又領着一家奔國務院信訪局。
第一次進京印象不壞：李殿洲一家被安排在崇文門接待站，有吃有住。“國家特別重視，專門派了國務院工作組一個姓王的同志，帶我們全家回黑龍江，解決問題去。”
火車到了哈爾濱站，老王一手拽着李殿洲，一手拉着李秀珍，後邊跟着一羣孩子。他對前來接站的省信訪幹部嚴肅交待：李殿洲、李秀珍，是你們黑龍江雙城縣人，他們的問題，這次你們能不能解決，如果不能解決，我立刻帶他們上火車，回北京解決。
“那傢伙，十個解決百個解決答應着。這樣，把我們全家轉交給省，省裏把我們安排在旅社，管吃管住，讓我們等着。”
因爲李殿洲只提供了申訴材料沒有證明材料，省裏派專人去了雙城縣，到李殿洲原籍等地調查，查實確有此人後，決定把李家送回原籍。
省裏用車，把大人、孩子拉到縣城，縣裏又出車往原籍送。聽說李殿洲一家要回來，原籍的大隊說什麼都不要，本來就人多地少，況且李殿洲已在外邊待了八九年，身體也不行了，6個孩子個個都不大，一下子添這麼多張嘴吃飯，大隊說什麼也不要。隊幹部打電話，告訴途經的6個村子，想法把車截住。
送人的車還是到了目的地，一到地方，人和東西放下後司機開車就跑。大隊只留李殿洲一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又找了輛車，把一家人送回縣城，縣裏又送往省城。
省裏一個辦案的幹部說，你不要悲觀，實在不行，趕緊進京。李殿洲一家第二次進北京。
這次在北京的待遇不如上次，沒地兒吃住，一家人靠撿垃圾維持生活。偏偏又出了事故，二兒子撿垃圾時被一輛130汽車壓斷了腿，治療不當造成骨頭錯位。李殿洲把肇事方告了，經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出面調解，又與有關部門協商，最後把李一家送回黑龍江。省裏又接待了他家，並指示雙城縣一定就地安排。
又回到雙城縣，車子開到一個地方停下，上來一位縣幹部，說是縣領導正在這塊辦公，讓李秀珍下車進去，叫李殿洲和孩子先回去等着。
“我的媽呀！後來才知道那裏是監獄，我老伴就地押進去，我和孩子被拉到一家旅社。中央和省裏的人，對我們一家都特別好，一到下邊就完。山高皇帝遠，這話一點不假。”
一個同號裏的犯人爲李秀珍蹲監獄寫了證明。說是當時連管教也罵，把上訪的人送進來，這叫什麼事，影響其他犯人反省。
關了110天，李秀珍被放出來。“我們哪裏還敢待？趕緊去北京吧”。
1982年冬天，李殿洲一家第三次進京，且一去不返。
李殿洲一家因沒戶口，警察也不知往哪兒遣送，只好又把人放了。
“是北京，救了我一家。”李殿洲亮開嗓門，張開雙手大聲說。
第三次進北京時，一分錢沒有，李殿洲一家一路蹭車。好不容易到了天津，還是因爲沒票，被轟出車站。寒風中，一家人只好沿着鐵路，步行進北京。
小的孩子懷裏抱着、肩上揹着，一路討着要着吃，走了100來公里，到了薊縣的康莊，一家老小又餓又累，鞋子走爛，腳也磨爛，再也走不動了。好心的當地人收留了他們，管吃管住過了15天，又買票送他家上了去北京的車。
“他叫康友，是我一家的恩人哪！”
在北京，李殿洲一家啥地兒都住，橋底下、水泥管子裏，他們曾在永定河邊住了挺長一段時間，自己搭間塑料棚，在空化肥袋裏絮些草當褥子。
河邊的棚戶越來越多，多是進京上訪戶。有天半夜，李殿洲一家突然被警笛聲吵醒，出來一看，四周被燈照得通明，數不清的警察把棚戶區圍住，清除了所有的簡易棚，清出來的人全被大客車拉走收容。李殿洲一家因沒戶口，警察也不知往哪兒遣送，只好又把人放了。
李殿洲二兒子的腿傷復發，有人告訴他北京雙橋有個老大夫，專治腿。而且那塊到處是房子，租兩間房每月才交7塊錢。李殿洲帶着全家搬到雙橋，一直住到現在。
李殿洲的小女兒李月告訴我：“那會兒，我爸我媽上訪就像上班。家裏大人不樂，我們孩子哪敢樂？氣氛特壓抑。”
李秀珍替人鉤杯套、織毛衣掙錢，幾個孩子全放出去撿破爛，李雲、李月姐倆專門撿票根，給來京出差的人回去報銷用，幾百塊錢的票根能賣上幾塊錢。她倆天天從雙橋走到通州，再返回來，一天走好幾十裏地。
除老大外，李家的孩子頂多上到小學二年級，李雲姐倆一天學也沒上。幾個孩子因爲撿破爛、要飯，屢屢被收容。所以，一到大的節日，清理外來人口時，李秀珍就讓孩子在家貓着。
孩子一天天長大了，總得找個事兒做。李殿洲的大兒子李貴峯作爲知青被介紹到中建一局第五公司幹活。可好景不長，李貴峯就在工地出了嚴重的事故：右手基本斷掉，只連了一點皮肉，一腔血流沒了，呼吸也停止了。幸好工地離中日友好醫院近，3分鐘後就被送到醫院搶救，一位日本醫生給他做了11個小時的手術，縫了200多針，命保住了，斷手也接上了，但還是留下後遺症，右手10斤以上的東西提不了，食指和中指沒知覺。
事後，公司書面表示李貴峯因工負傷，待他有了北京城鎮戶口，負責給他安排適當工作。“這不白扯嗎？還北京城鎮戶口，我家啥戶口也沒有呵。”老問題沒解決，新問題又出來了。李殿洲不滿，又爲這事去北京有關部門上訪。
一度，李殿洲夫妻把全家的希望，都寄託在三兒子李貴才身上。
提起這個兒子，李殿洲神情一變，兩眼放光。他麻利地從一隻舊提包裏，翻出一張發黃的報紙。“他是我這幾個孩子裏最靈、最能耐的一個。會說話，能辦事，那傢伙，跟人搭話就能成朋友。你瞅瞅，他都上過報呢。”
報上說，有一回，李貴纔給單位跑長途送貨，車到錦西時壞了，已是凌晨兩點。停車檢修時，突然躥出倆歹徒把李貴才劫到僻靜處，讓他交出錢財，否則拿磚頭砸死他。李貴才緩過神後看清倆歹徒臉淌着血，滿嘴酒氣，知道是剛喝酒打了架，正找碴兒發泄。他機智地與歹徒周旋，拿出身上僅有的50塊錢，又叫了輛出租車，巧妙地把倆歹徒送到派出所。回車場後，場領導表揚並獎勵了他200塊錢。
李貴才後來跟朋友一塊幹室內裝修，公司一點點由小幹到大。1998年，他終於攬到了一個大活，簽了一筆160萬元的大單，包了某單位家屬樓內裝修工程。
他自豪地告訴父母：“老爸，現在我敢跟你說了，這回這活，我能掙七八十萬元，合同簽了，定金都付給我了。以後，你倆別再上訪了，生氣上火不說，也不解決問題。你跟我媽老實在家待着，等我掙到這筆錢，給咱全家買上戶口，再買處房，存倆兒錢，你和我媽就安心在家養老吧。”
開工第三天，李貴才突然失蹤，電話、呼機都沒人接，情急之下，他哥哥去朝陽公安分局報了案。又過了幾天，在一河溝裏找到李貴才的屍體，他被自己僱用的人殺害了。
一聽人沒了，李秀珍當即癱倒在地，李殿洲大叫：你要哭出來，哭出來呵！李秀珍再也沒好起來，癱在牀上直到去世。
“她想兒子，都想傻了。才32歲呵，我的一個寶兒子，我們李家的活希望，沒了！”
因爲沒戶口，他們同居了六七年，也沒領到結婚證。
以前上訪跑戶口，都是李殿洲兩口子一塊去。李秀珍癱在牀上後，就由李殿洲一個人跑。後來，他的兩個北京“姑爺”，爲李家戶口的事也到處找，倆人還結伴上訪。
“你倆上訪的理由是什麼？”我問。
他倆異口同聲地回答：“我們要結婚！”
大女婿付勝虎是國企職工，在鐵路上班。1995年跟李雲交朋友時，聽她說過家沒戶口。知道怎麼回事後，他覺得國家肯定會管。“畢竟他們是中國人，又不是外星人，戶口肯定能落下，今年不落明年落。”他怎麼也沒料到，這麼多年過去了，戶口還真沒落下。因爲李雲沒戶口，他們同居了六七年，也沒領到結婚證。
第三次懷孕時，他倆歲數都不小了，付勝虎很想要這孩子。“因爲我愛人的情況非常特殊，我想向組織反映反映，他們解決不了的話，幫我再向上級反映反映。我當時特積極，要求進步，寫入黨申請書什麼的。”
付勝虎一提孩子的事，領導的臉色立馬變了。單位簽過計劃生育責任書，沒指標的孩子生了，單位要挨罰。
“你猜我們頭兒怎麼說：你要生下這孩子，就得把工作辭嘍！讓我二選一。嘿，絕了！非要我把這孩子打掉，不交流產證明不許上班。”付勝虎從辦公室出來，騎車找了家小餐館，一人喝了兩瓶白酒，“我當時真想要這孩子，但家裏人也反對，你沒了工作，將來怎麼養活他？”
李雲去醫院做流產手術時，付勝虎沒去，是他媽陪着去的，孩子老不下來。“我媽就叨嘮：孩子呵，不是我們家不要你，實在是沒辦法呵，你下來吧，下回再來呵！後來孩子下來了，是個男孩。要是留着，現在應該滿地跑了。”付勝虎坐在牀邊，低下頭，眼神發直，緊閉着嘴。
李殿洲的“小女婿”李世友，一開始也沒覺得落戶口是多難辦的事。李月說自己沒戶口、沒文化，開始他還以爲騙他，是不想跟他交往。他揹着李月，偷偷去了她家，看看她家住的那地兒、那房，又覺得話靠譜。後來他問了李殿洲，知道事情來龍去脈後，也覺得這事不復雜，能解決，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成後年，反正他才21歲。可好幾年過去了，戶口依舊沒着落，婚紗照拍了兩三年，也沒領到結婚證。
他倆一起去永定門國務院信訪辦上訪，說是挺幸運的，排到窗口，直接讓倆人上了二樓，單獨接談。聽說是戶口問題，接訪的人給開了張小紙條，叫他倆去公安部。到了公安部，一聽說這些事，答覆說這不歸我們管，人就出來了。
“真沒想到時間越拖越長，也沒想到會這麼難。”李世友感嘆道。
倆“女婿”都是北京戶口，以前，從未體會過沒戶口的難處。在他倆看來，甭管農村還是城市，人生下就該上戶口，天經地義。沒戶口，你是誰？現在幹嘛不都要看一眼身份證？這沒戶口可真是寸步難行呵！李世友總結說：“沒有戶口給我的最大體會是，你在家裏是個人兒，一到社會，就成了空氣。”
一位當年黑龍江省委負責信訪檢查的幹部，在後來的情況介紹中說：“當時檢查組的同志們都認爲，李的問題應很快得到複查落實，否則，他們全家七八口人沒戶口、沒住處，對國家、對社會影響很不好。”
“既然把我家事查實了，應不應該管到底？這是國家運動造成的，又不是我自己跑盲流跑沒的，可到了也沒給解決。我家要是有一個有官銜的人，這點事早解決了。現在，只要有人，沒有的事都能辦，戶口也能買；沒人，有事也辦不成，小民百姓的事就沒人管？”李殿洲越說嗓門越大，“嚯”地站了起來。
“爸，你小點聲說。”大兒子李貴峯把他按住，“一提這些事兒，他就激動。”
醫生明白地告訴李家人，沒戶口，不能開死亡證明。沒死亡證明，不給火化。
在雙橋住了這麼多年，街坊鄰居都知道李家戶口的事，派出所也不跟他家要暫住證，辦事處考慮到李家的困難，在菜市場批了兩個攤位，讓他家賣菜維持生活，稅費全免。
李殿洲不停地上訪，也不是一點結果都沒有。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在北京出的事故，三個兒女，也都跟北京人結了親。反反覆覆地上訪，終於有過一線希望：有關部門說要把他們一家落戶北京郊縣。派出所的民警還來李家登記了人口，說是往上報，讓他們等着。但等來等去，至今仍沒音信。
沒戶口的日子仍然一天天地過着，到了2005年夏天，李殿洲一家又被戶口深深刺激了一回。
8月8日，癱在牀上好幾年的李秀珍，進入彌留之際，120急救車還沒跑到醫院她就停止了呼吸。醫生讓李家拿出戶口，開死亡證明。回答說沒有，那身份證呢？也沒有。“咦，有這樣的事。”醫生也是頭一回遇見。他明白地告訴李家人，沒戶口，不能開死亡證明。沒死亡證明，不給火化。
“人活着要戶口，怎麼死了也要呢？”李殿洲一點也沒料到，又氣又急。
沒辦法，一家人只好到處跑，求人開證明。李家住的地方屬三不管地區，當地政府也弄不清歸誰管，全家人轉圈跑，去派出所、街道辦事處、民政科。雖然李殿洲在這一帶住了20多年，但連跑了三天，找哪哪不管，都是推三阻四的，居住證明始終沒開出來。
第三天中午，連日奔波的付勝虎坐在椅子上睡了，迷迷糊糊中他做了一個夢。“我夢見我媽，她叫我：嘿，老虎，你醒醒，趕緊給我辦事去。我騰地站起來，愣了半天神，然後跟我大哥說，走，咱們找報社去。”三個記者跟他們跑了一天，最後開出了一張居住證明。
“我敢說，我媽走的不踏實。”大女兒李雲說。
“她跟我爸都太較真兒，認死理兒，老覺得有理走遍天下。像我家來北京多早呵，那會兒，要是踏踏實實地做點小買賣，早發了。他倆不，一有點錢，就上訪去。我媽老跟我們說：咱家來北京是幹嘛來的，不就是來告狀的嗎？”
李雲蹲在爐子邊上，有些傷感：“上訪把我家害了，也耽誤了。訪到這，推到那，老是一句話：回去等着！等等等，這都等多少年了。要不，你就乾脆說不能辦，解決不了，讓我家趁早死了心，想別的法兒，該幹嘛幹嘛去。就像這爐子，眼看火要滅了，捅鼓捅鼓，又着起來了。老不解決，擱誰身上也受不了呵，愣把我媽耗沒了。30年前，她抱着那麼大的希望來北京，誰能想到，到死，她也沒落下戶口，連一張身份證也沒有呵！”
今年清明節，他們去給母親掃墓。市場上賣紙的大爺知道他家的事，喊李雲姐倆，替他們做了一套假身份證、假戶口本、假存摺，讓她倆帶上。
在墓地，姐妹兩人邊燒邊哭。
當年的“小黑人”變成了“老黑人”，他的兩個孩子又成了沒戶口的“小黑人”。
早在2001年，就有記者報道過李殿洲家的事情：《一家三代苦盼戶口》。文章600多字,見報那天，李家人都奔報攤買報紙。李殿洲更是比過年還高興，一想起來，就拿起報紙看，大聲地念。“那個記者也覺得我家這事不難解決，還問我呢：你想要黑龍江戶口，還是想要北京戶口？”
李殿洲的兩個女婿認爲，家裏這些事，得跟外人說，光靠上訪不行。“以前，他們家有個誤區，不敢說，也不好意思說。這也不能怪他們，都使別人的身份證找的臨時工，讓人知道了工作就沒了。可這事，你不說行嗎？不說，戶口更沒戲了。”
他倆上網聊天時，跟網友聊起家裏的事，結果沒人信。“你家這事兒真少見，夠邪門，趕上電視連續劇了。”
去年，李秀珍去世時，李家的事再度被曝光。有多家媒體進行採訪報道，有的還發了整版的文章。老街坊見了李殿洲都說：你家罪沒白遭，這回戶口指定解決了。
有個記者還特意跑了一趟黑龍江，去了李殿洲的老家，找到了他家在縣城住過的房，還找到他多年沒聯繫過的姐姐和老母親。老家人這才知道李殿洲在北京還活着。
我的一個同事去年也採訪了李殿洲家，文章發表後，出於同情和關切，她又寫了三封信，分別寄給了黑龍江省委、省公安廳、省政府。不久，有了音訊，黑龍江省雙城縣公安局一個姓王的人與李家聯繫上了。
大兒子李貴峯說：“他在電話裏說，都這麼長時間了，我們沒法查。”
李貴峯分析道：人家不好意思說不管就是了。現在的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這是哪年哪月的事，人都換幾茬了。我家戶口的問題，現在是沒人管了，找哪哪不管。
心直口快的李雲接過話：“咱家這事，解決不了的根源，一是沒錢，二是沒人。”
同在一個市場賣小百貨的人勸她：你家乾脆買個戶口得了，幹嘛治那個氣，上訪有什麼用呵。“我們全家買戶口，一是我家經濟達不到，現在錢太難掙，我有時一天才掙幾毛錢。再說了，幹嘛要花錢買呵，買來的戶口，拿着心裏也不光明正大，偷偷摸摸跟做賊似的，丟人呵！”
李殿洲的兩個兒子，現在40多歲了還是光棍兒。兩個女兒雖說在北京長大，但一天學也沒上。“上一輩人掃盲也掃得差不多了，我倆倒成了文盲。現在沒文化，能幹啥？”小時候，李月幫別的小夥伴抄作業才識了倆字，姐倆本來不叫李雲李月，因爲原先的名筆畫多，不好記，才改成現在這名兒。她倆最頭疼填表，一填表，就傻了。做小生意，只會加減，不會乘除。
“我們算是耽誤了，不能再把下一代耽誤了。”李雲說。
李雲最小的哥當年來北京時，是自己爬着上的火車，現在也快38歲了。當年的“小黑人”變成了“老黑人”，他的兩個孩子又成了沒戶口的“小黑人”。
“老師見天問倆孩子，你家戶口辦下來沒有？告訴你家大人，眼瞅要上初中了，沒戶口沒法升學。回家催催你爸你媽，趕緊辦。弄得倆孩子特鬱悶。”
我問李殿洲一家：“你們家戶口的事，難道真沒一點辦法了？”
李月馬上冒出一句：“我家還得出點什麼事，而且得出大事。事出來了，戶口才有可能解決嘍。”
從30歲出頭上訪到60多歲，這麼多年，也沒能把一家老小的戶口落下，李殿洲有些疲了。
“我有時甚至考慮，真像老話說的那樣，小事在人，大事在命嗎？真是天命難違，非要我一家子受這麼大罪嗎？要不爲什麼這麼難，老踩不到點上呢？”接着，他罵了一句粗話。
李殿洲掏出一沓寄掛號信的單子，說現在每個月他都寄走一封上訪信，讓人家記得他家這事。他有些泄氣：“現在，我有沒有戶口無所謂了，只要孩子們有就行。”
“爸，我不同意您的觀點。”大女婿付勝虎馬上說，“您說歲數大了有沒有戶口無所謂，這話不對。沒戶口，將來您不又要走我媽那條老路嗎？說得難聽點，死了也麻煩！”
李月也大聲說：“現在，甭管是哪塊兒，給我們家一個戶口就成，我們家也不敢有太高希望。說到底，我們也是堂堂中國人，在中國生，中國長呵！給我一個戶口，我是中國人。”
正說到，小兒子李貴寶興沖沖地進屋，告訴李殿洲，一家香港電視臺的記者剛給他打來電話，說要跟李殿洲回一趟黑龍江老家實地拍攝，想採訪他家的戶口爲什麼這麼難解決。
沒想到，李殿洲口氣堅決地說“不回去”。
李雲、李月一聽就急了，叫着：“幹嘛不回去？沒準這樣一回去，咱家的事就解決了。您不回，我們也要回！”
問了半天，李殿洲才囁嚅道：“跟你掏心窩子說，我是沒臉回去。”
他講當時認識的人都借遍了，拉了太多的饑荒。那時，豬肉才4毛錢一斤，現在都翻了多少倍。這家300元，那家200元地借了都沒還，現在回去，還，還是不還，咋還？還有借的糧食呢？
“再說了，當年上訪的，比我家複雜的事都解決了，我家這點事，到現在沒解決不說，人都死倆了。要是解決了，我回去，滿面紅光。可我30多年，拖家帶口地告，也沒給解決。現在回去了，還能有人管，能解決嗎？”
末了，他又迸出一句出人意料的話：“我領人回去，讓香港電視曝光我家這些事，這不是給咱國家丟臉嗎？”
從李家出來已是晚上八九點鐘，門前的水泥路上一盞路燈都沒有，黑燈瞎火的。李月送我，黑暗中，她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說：“戶口，就像一座大山似的，壓得我們一家人喘不過氣來。都32年了，哪年哪月纔是頭兒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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