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該思索的，並不是我們在最低工資問題上一時無法與國際接軌，而是當強調目前只能接受『低標准工資』時，卻存在越來越扭曲的標准多重、標准混亂現象
假如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方法——社會平均工資法，即月最低工資一般是月平均工資的40%—60%來計算，目前我國沒有一個省市達到要求。近日，這個經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證實的情況被媒體報道後，引起了很大反響。
其後，有地方政府解釋說，『社會平均工資法』並未作為我國的法定核算方法，各地方執行的具體標准，系按中央政府賦予的權力以及相關法律、法規要求的比重法和恩格爾系數法自行確定，故而差距懸殊。盡管如此，仍難擋另一質疑：就算從法理上沒有違反『國家要求』，為何各地標准要取低捨高？
其實，國家標准低於國際標准的現象，並非少見，而是尋常。這由國情與發展初級階段決定，實屬正常。最低工資標准采用偏低方法，也無可厚非。
有兩種代表性觀點，可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標准的取向。一經濟學家早在2004年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調整《最低工資規定》時，就力排眾議提醒：『不要忘記，1970年香港的成衣、玩具、手表等制造業冠於全球，而香港是沒有最低工資的。也不要忘記，廉價勞力在今天的世界還多得很。中國的經濟增長了不起，是勞動人口的競爭力促成的』，並建議政策不應『削弱這競爭力』。另一位專家則直言不諱：中國目前的農民工數量超過1億，且農村還有約2億剩餘勞動力，龐大的勞動力軍團世界罕見，是嚴重的供大於求，因此，寄希望大幅度提高農民工薪酬，既不現實，也違背市場供需法則。
我國充裕得甚至剩餘的勞動力資源，決定了在相當長時期內，最低工資標准可能依然會距國際標准偏低——就算今後取值計算更加科學、工資標准還會提高、勞動者權益得到切實保障。對此，我們也應有理性認識。
其實，真正該思索的，並不是我們在最低工資問題上一時難與國際接軌，而是當我們在強調國情特殊、國力較弱、只能接受與之匹配的『低標准工資』時，面臨的卻是越來越扭曲的標准多重、標准混亂現象。
國家公共教育經費佔GDP的比重多年未達到4%目標，處於世界最低之列，聽到的解釋是『基礎太差』，但高校收費攀昇得讓一些發達國家『汗顏』時，怎就不擔心老百姓的承受力？房產商和一些地方斗志昂揚地要讓房價『欲與紐約、東京試比高』，難道忘記了還有不少群眾買不起房子，或者買了房也淪為『房奴』的實情？不少產品的環保質量總是自覺用低於國際標准的國家標准來檢測，但大建高爾夫球場時，佔用大宗土地、損害土壤質量，哪個不說爭創『國際一流』？鄉鎮的廣場偏要『天安門標准』，動輒幾億元的政府辦公大樓，早把美國的行政大樓『標准』拋之腦後……標准真是好比遙控器，誰來撳，誰想撳，都可以立即轉換頻道。
單是工資低也就罷了，它同時面臨的還有那些壟斷行業的超標收入，有高昂的房價、藥價、學費，有不同利益人各取所需標准同時計算出的從1%到26%的住房空置率……這種有意無意的錯亂，直摧的是社會的大腦與機理。
如果連『標准』都會成為一種謀利工具，我們拿什麼來衡量標准的科學與正義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