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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從1996年5月17日開播至今，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走過了十個春秋。播出的459期節目，和那些被貼上橙色標籤鎖在櫃子裏無法播出的節目一起，記錄了一個欄目對真相的不懈探尋，記錄了轉型期中國的某個側面或片斷。
王志、長江、柴靜……觀衆對出鏡記者的名字耳熟能詳，欄目背後的故事卻鮮爲人知：他們如何突破新聞封鎖？如何與黑惡勢力周旋？節目播出前是否遇到公關？
“探尋事實真相。”這是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的宣傳語。
真相是什麼？
“真相就是正在被遮蔽的事實。”在《新聞調查》工作10年，如今是製片人的張潔越來越發現：“真相有時被權力遮蔽，有時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觀念和偏見遮蔽，有的被集體無意識遮蔽。”
與造假官員過招
1995年7月至9月，嚴重乾旱和缺水的山西省運城地區，在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內，建成了可灌溉100萬畝的六七萬個滲灌池。
3年之後，開始有人反映，滲灌工程完全是假的。甚至爲了應付領導參觀，當地還修出了半弧形的“池子”——從公路上看過去是一個完整的池子，而另一半卻是空的。
1998年9月，《新聞調查》編導徐濤和策劃劉山鷹趕赴運城做節目的前期調查。
“據說當地官員有一整套對付新聞記者的絕妙方法，並且屢試不爽。面對我們兩個不速之客，他們一會兒白臉一會兒紅臉，企圖嚇退兩個‘毛頭記者’(官員原話)。”徐濤回憶說。所有的人都認爲運城滲灌的選題好，但所有人都認爲這個難做。“因爲當事人都還在職位上。”
9月11日，攝製組一行5人正式開始拍攝、採訪。
攝製組的行動受到諸多特殊“關照”：住處對面，住的就是當地電視臺的人。爲了避開他們，攝製組凌晨四五點就出門，但是發現依然被跟蹤：有的人“明跟”，有的車則“暗跟”，攝製組的一切行蹤都在對方監控之下。有幾次攝製組試圖把“尾巴”甩掉，但終究是人家的地面，幾次努力終未奏效。
當時，一些當地基層官員的氣焰非常囂張。採訪中，一名農婦告訴記者，“滲灌池沒放過水，從來沒用過”，跟在攝製組後面的一名鄉幹部立即大聲呵斥她：“誰胡說我就收拾誰！”由於《新聞調查》採用雙機拍攝，當時鏡頭正一個對準記者王利芬，一個對準那名農婦。聽到那名鄉幹部說話後，敏銳的攝影師迅速將對準記者的鏡頭轉向那名鄉幹部，記錄下了這意味深長的一幕。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了滲灌井後面的祕密，插在農田裏的所謂“水管”其實是一根木頭，在木頭上甚至已經長出了木耳。
取得了紮實的證據後，攝製組回到了北京。回京後，當地政府爲此下的力氣之大，動用人員之多，大大出乎他們的預料。“運城的幾個人，不斷在我們辦公室的走廊裏串來串去。他們最後判斷：該節目肯定不播了。除了少數幾個人，我們也都以爲不播了，大家垂頭喪氣。”
10月16日清晨，一哨人馬由時任製片人的夏駿帶隊，直奔北京首都機場。起飛前15分鐘，夏駿纔在候機廳一個偏僻的角落，說明了此行的目的：當晚央視1套21時10分將播出《透視運城滲灌工程》，爲了瞭解當地政府和百姓對該節目播出後的反應，評論部在節目播出當晚前往運城採訪拍攝，並將製作成一期《焦點訪談》，兩日後播出。之所以臨起飛才說明，因爲當地政府活動能力不可小視，一旦走漏風聲，當晚《新聞調查》的播出很可能泡湯。
這一次去運城，攝製組改爲先飛抵河南省洛陽市，然後在洛陽市牡丹大酒店包租一輛麪包車，從陸路進入運城境內。店方反覆追問，赴運城有何公幹，均未得到正面回答。最後店方要求先付款後出車，要價頗高。
當晚11時多，攝製組結束一天工作後在運城大酒店下榻，並叮囑司機把車停在憑窗可以目及的地方。司機終於忍不住了，用河南普通話問道：“你們到底是來幹啥？我以前開車去邢臺解救過人質，結果反被人家扣下了。咱們是不是也有危險？”
次日，攝製組製作的這期節目播出。播出時，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正在廣西壯族自治區北海市迎賓館就餐。看罷節目，朱鎔基沉默不語。夫人勞安勸他多吃一點，他將飯碗一推，低聲說道：不吃了！
直到今天，被專家排除“非典”的記者，依然是一個被治癒的“非典”患者
2003年，在甘肅省武威市雙城鎮的一個深夜，《新聞調查》記者柴靜對一個男孩的採訪進行到一半，當地鎮政府派人來敲門，企圖阻撓。柴靜問男孩，你願意跟我回酒店接受採訪嗎？男孩說，我願意。柴靜下意識地問，爲什麼？男孩的回答出乎意料，他說，因爲我看過你對“非典”的報道。
就在此前不久的春夏之交，中國面臨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非典”在中國和其他國家肆虐。
在當時的環境下，很多欄目出於安全的考慮，開始重播老節目。但張潔和他的同事最終選擇了衝上一線。
“我是一名記者。我不想在多年以後我的孩子問我‘媽媽，那時候你在哪裏’的時候，告訴他我在家裏看電視。”柴靜這樣解釋爲什麼在談“非”色變的日子裏，自己幾乎是“迫不及待”地要求參加“非典”報道的一線採訪。
《新聞調查》播出的第一期“非典”報道是4月26日的《北京：“非典”阻擊戰》，第一次在電視屏幕上全面直接地反映了北京市醫療系統在抗擊“非典”中的接報、隔離、診斷、急救、消毒等各個環節。之前人們都不知道SARS是什麼樣子，在這個片子裏第一次看到了SARS病人。
在柴靜的調查手記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當朱繼紅蹲下身，打開急症室‘天井’的鐵鎖時，我難以形容自己內心的震動——這就是歷史，所有的椅套上都是‘星期四’的字樣。那是4月17日，天井關閉當天的時間，之前發生的一切就凝結在這裏。那些凌亂不堪的牀，堆積在桌上紙張發脆的病歷，每一頁翻開都是‘發熱’、‘發熱’、‘發熱’……”
5月4日，《新聞調查》決定赴甘肅省定西市拍攝有關農村防治“非典”的節目。媒體當時對農村如何應對“非典”鮮有報道，而定西農村有不少在北京打工的人，《新聞調查》想把定西作爲一個麻雀來解剖，以回答人們的疑問。
記者楊春踏上T149次列車，一週之前，正是從這趟列車上向定西輸入了兩例“非典”病人。那一刻，他沒有想到自己會在幾天後被當地診斷得了“非典”，同去的同事也被隔離長達半個月之久，節目也因此流產。
5日下午，冒雨採訪了半個小時之後，楊春開始發燒。3天后，楊春被甘肅省臨牀確診爲“非典”。
5月13日，受衛生部指派，北京協和醫院和北京安貞醫院的兩位專家赴定西對楊春進行會診。會診結果認爲楊春“‘非典’的臨牀診斷依據不足，不能確立。可持續觀測1到兩天，如病情平穩，沒有進展，可以排除是‘非典’”。
5月19日，定西地區向中央電視臺報告楊春的病情：“已經達到‘非典’患者的治癒條件”，正等待通知，準備出院。
“直到今天，被北京專家排除‘非典’的楊春，依然是一個被治癒的‘非典’患者。”說這話時，張潔的語氣聽不出是憤怒，抑或是無奈。
遭遇黑社會
2004年5月，《新聞調查》接到舉報，在深圳市林立的寫字樓羣裏，存在着大量不爲人知的商業騙局——一些外貿公司跟外商簽訂的合同是假的，承諾給生產企業的預付款也是假的，用各種手段收取企業的各種費用之後消失。
《新聞調查》攝製組旋即趕赴深圳，調查騙局背後的內幕。
攝製組採訪到的王先生是節目裏最關鍵的人物，他是深知騙局底細的“內線”。由於他“污點證人”的特殊身份，一旦暴露可能會招致同行的集體追殺，所以攝像李季想了一個高招，只拍他投射在牆上的影子。最後，王先生戴着編導範銘的太陽鏡，頭髮剪成了板寸，聲音做了慢速處理，再加上影子效果，截然判若兩人。
而片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冷鋒，聰明而有心計，在受騙後通過賄賂與騙子們相熟的小姐打聽線索，採取跟蹤，撬郵箱，冒充警務人員上門索債等多種灰色手段跟這些詐騙公司的騙子們鬥智鬥勇鬥狠。因爲想更好地隱蔽自己，起初他也要求戴着墨鏡接受採訪。
“我和柴靜面面相覷。完了，這個節目，內線是打在牆上的虛影，男一號戴着墨鏡，受害者也要求面部適當遮擋，而騙子們則純是偷拍，整個一地下電影啊！”範銘事後回憶說。
第二天採訪時，冷鋒因爲臨時買不到墨鏡，節目主角中終於有了一張見得光的臉。
更爲兇險的場面發生在攝製組趕赴詐騙公司奧佳公司採訪、拍攝時。攝製組兵分兩路：編導範銘攜帶偷拍機，假扮成詐騙公司行騙對象盛先生的妻子；柴靜則在明確奧佳公司沒有在海關登記註冊進出口業務後，以記者身份對公司進行採訪、調查。
兩路人馬到公司交涉沒多久，奧佳公司的李總藉故離開，隨後來了一羣五大三粗、着裝像電影裏的打手的人，對兩路人馬百般恐嚇、威脅。
“完全沒有顧得上害怕”，範銘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那幫打手過來威脅時，我只顧着暗地擺弄我的偷拍機。”
而在另一邊的會議室裏，面對打手的威脅，柴靜的感覺則是“心中竊喜，節目有戲了。”因爲之前冷鋒說騙子公司有黑社會背景，對詐騙對象恐嚇、威脅。這一下，冷鋒的一面之辭得到了印證。
好在，打手們並沒有真正動手，恐嚇一通後揚長而去。
“幾乎每一期輿論監督節目，都有公關行爲出現”
在製片人張潔看來，出好節目是製片人永恆的壓力。
而同樣永恆的壓力，則來自於一期好的調查性報道，尤其是輿論監督報道，它可能播不出來。張潔稱之爲“永恆”的壓力，是因爲監督對象的公關是“人性本能的一種反應，因爲你的節目觸及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你可能影響了他的名譽、財產、烏紗帽，甚至讓他掉腦袋。”
“這種公關尤其惡劣的地方在於”，張潔說，“這事實上是我們監督對象的再一次腐敗——花着納稅人的錢飛來飛去，請客送禮，住豪華酒店，維護的卻是一兩個人或者少數一些人的利益。”
一個廣爲流傳的說法是，《焦點訪談》門前經常排着兩個長隊：一個是來自全國各地的羣衆，向《焦點訪談》節目反映情況的；還有一個，是住在北京各賓館裏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幹部，向《焦點訪談》節目公關，不要播批評他們的片子的。
而在《新聞調查》門前公關的隊伍可能不比《焦點訪談》短，因爲《焦點訪談》節目作爲日播的13分鐘節目，可能當天就捅出去了。而《新聞調查》作爲周播的45分鐘節目，從拍攝到製作、剪輯、播出，給來公關的人留了長達兩週的“排隊”時間。
張潔向記者證實，幾乎每一期輿論監督節目，都有公關行爲出現。有一些節目因此被貼上橙色標籤鎖入櫃子，但大部分節目還是如期播出了。
“《新聞調查》播出的每一期有影響力的輿論監督節目，都是全臺上下，甚至還可能是臺之外更高層的領導，抵抗公關的結果。”張潔說。
有一段時間，節目的播出率只有50%
到新聞調查3年，做了很多期節目之後，柴靜越來越相信一位美國大律師說過的這樣一句話：真相是無底洞的底。
在《新聞調查》，沒有一個編導會說，我們能掌握真相——越做得多，越覺得真相不可企及，對於他們而言，探尋本身比結果更有意義。
“探尋真相是一種姿態，是一直努力的方向，”張潔這樣看待《新聞調查》的口號“探尋事實真相”。
這條路，卻不好走，有一段時間，播出率只有50%，尤其在2002年，“有真相被隱藏的地方就應該有新聞調查”就變得更爲艱難，有10多期節目被斃。
有些編導因此不太願意做調查性報道，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現象：一個好的調查性報道選題，因爲難度和風險比較大，有時候題在題庫裏放了3個月甚至半年都沒人去領。
《新聞調查》於是建立了一套績效評估體系。這個評估體系的導向非常明確，凡是製作調查性報道，節目的評分就高，攝製組成員拿到的稿酬也就多。只要是調查性報道，根據難度和對抗性，會分別加10分到20分。接着又建立了做調查性報道的風險機制。凡是製作完成的調查性報道，經過製片人驗收而沒有能播出的，攝製組可以拿到這個節目正常稿酬的80%，這80%的風險由製片人承擔。
做一個揭黑記者，就不能在生活中留下陰影
現在的張潔，已經在約束自己儘量少和官員、老闆交朋友。他解釋，“你要和不良現象打交道，你就要客觀公正，要有同情心，你要不讓權勢和金錢干擾報道的公正性，你要抵禦住誘惑。成了朋友，監督就沒法進行了。”
“我們要做一個揭黑記者，就不能在生活中留下陰影。”出去採訪時，包括正面報道，張潔都要求欄目自己承擔經費。這在新聞行當裏被視爲異類，也遭到很多媒體的嘲笑。但張潔和他的同事依然堅持，因爲“一個做調查性報道的記者要注意小節。廉潔和公正，是一個記者最基本的職業底線。”
這樣的堅持有時候讓張潔對他的同事感到一種內疚：他們奮鬥的目標特別大，但是他自己的生存問題又很具體、很艱難：很多是“北漂”，沒有戶口，要按揭買房，每個人都面臨很多很世俗的問題。
2004年在居庸關召開的一次調查性報道國際研討會上，張潔在報告的結尾打出一張照片，一個小男孩笑得特別燦爛。
張潔介紹說，這是我的孩子。“2003年我接管了這個欄目，同時成爲了一個孩子的父親。他是我的未來，他們是中國的未來。我希望他們長大之後的中國，不要再有那麼多的腐敗，不再有那麼多的不公正，不再有那麼多的環境污染……我們現在的理想堅持，就是希望他們能生活得更好；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跟我們的未來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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