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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5月生於山西呂梁臨縣白文鎮曜頭村一個十分貧困的六口之家，小學學歷，深圳市荔香中學麪點師，五星級義工。22歲邁出了萬里單騎宣傳環保的第一步，途中歷經艱苦；2003年11月，再次單騎從深圳出發至上海，途經福建、浙江、江西、廣東宣傳環保，全程4000多公里。2005年4月獲首屆深圳市民環保獎，6月獲得市首屆少兒環保節“突出貢獻獎”，9月獲得福田區首屆“百名來深青年建設者文明之星”稱號。
“圍剿”一次性筷子的行動正在深圳開展得如火如荼，一棵由10萬雙一次性筷子拼裝而成的“還原樹”也正在循環展出。
這棵樹的最初構想者是深圳十大環保市民之一的宋治良。
宋治良已累計爲深圳環保事業義務服務了2000小時，並將大部分工資收入投入環保項目。
但他自己卻住在一間6平方米的小屋，沒有戶口、沒有錢，甚至連母親去世時都拿不出錢爲老人買一件像樣的衣服。
在經歷生存和理想信念、自身的熱情和周遭的白眼等各種尷尬之時，他爲什麼仍對環保如此狂熱？他經歷過怎樣的生活坎坷？走過10年環保路之後，他的真實心態究竟怎樣？近日，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首屆深圳市十大環保市民宋治良。
異鄉的靚麗撥動環保琴絃
“山西是個煤城，我們出去一趟，回來領子就變黑了，根本不敢穿白襯衫出門，但是廈門不會。”
旁白：宋治良在家中排行老三。由於貧窮，家中的孩子全部輟學，其本人也只讀到小學，當煤礦工的弟弟文化程度更低，至今連一封信都寫不完整。
記者(以下簡稱“記”)：13歲輟學之後做了些什麼？
宋治良(以下簡稱“宋”)：騎自行車和哥哥起大早到100多裏外的縣城賣點水果、蔬菜，去一次能掙十幾塊錢，還做過搬運工、建築工。1990年，用自己掙的錢在太原學做麪點，然後輾轉於內蒙、包頭、山東、雲南等地的餐館打工，希望能把各地的小吃都學會。
記：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環保？
宋：1993年，一個從北京打工回來的老鄉說“北京人在馬路上吐一口痰也要先吐到手絹或者紙裏”，我們聽了都特別驚訝，因爲在村裏，垃圾、廢舊電池等都是隨便扔的，所以也想到那看看，但當時並沒有環保的概念，只是覺得新奇。1995年，自己去北京打工，發現北京很多地方貼着環保標語，還接觸到一些環境方面的書，這時纔開始關注環保。
記：怎樣關注？
宋：就是看到這方面的消息、資料就蒐集，但還是以打工爲主。直到1997年，一個客戶覺得我的麪點手藝好，介紹我和一些人去廈門開餐館，這次經歷讓我對環保有了深刻體會。一到廈門就覺得那裏太美了，像個天堂，自己生活的農村簡直是個地獄！而且那次同去的又都是大學生，他們給我講了很多生態、自然方面的知識，讓我感觸很深。
記：你把自己出生的地方比作地獄？
宋：就是差別太大了！山西是個煤城，我們出去一趟，回來領子就變黑了，根本不敢穿白襯衫出門，但是廈門不會。
記：家鄉一直像你說的這樣嗎？
宋：不是，以前好些。我記得10歲時，家的側面有座山，山上有樹、兔子和狼，我們放牛的時候就去那裏玩，吃樹上的果子，採山上的花，那是我們的樂園。但是現在回去，滿山都是光禿禿的，能賣的都砍了，僅有的一些樹，也都是個人的，目的也是等樹長大了再去賣掉。
記：爲什麼樹都被砍了？
宋：窮！砍了樹一部分拿去賣，一部分用來種地，還有一些是沒錢買煤，就砍柴生火。政府和村民都在犯同一個錯誤！真是讓人心痛。
記：這對環境的影響有多大？
宋：太大太大了！這也是我深入環保後意識到的。我們西北地區比較缺水，但有地下水，每家每戶都打井，一般不用鑿多深，水就涌出來了。而樹木能涵養水份，既能促進降雨的形成，也能減少地下水的過度抽用，也使水能循環利用，就不會幹旱成這樣。
今年我們那裏從開春到現在，總共就下了一場雨，雨量也只有十幾釐米。本來我們那裏就只能種些玉米、土豆和穀子等粗糧，現在連僅有的一點樹木也被砍掉，生態價值已經無法彌補，氣候越來越乾旱，莊稼都發不了芽，發了芽也曬死了，成本都收不回來。說起來真是笑話，自己種着地還要去買糧！
千里單騎宣傳環保“太艱苦了”
“大部分時間是撿農貿批發市場或菜市場丟棄的水果和蔬菜充飢，沒有就捱餓，時間最長的一次54個小時沒吃東西。”
旁白：廈門之行後，宋治良開始從自己的行動上體現環保，除了自我約束外，他還參與居委會義務清理垃圾，回收廢舊電池等環保行動。1997年，他帶着150元錢，騎着一輛舊單車，隻身一人開始了艱難的2000多公里環保宣傳。
記：爲什麼有這次舉動？
宋：原因很複雜，一是餐館開展得不順利，那個領頭的合夥人就叫我去到其他城市看看有沒有好的店面，150元也是他給的；二是我也想沿途做做環保，瞭解一下各地的環境情況。但這次行動沒有計劃，身上就帶着兩本環保的書，最後走了40天，經過廣東、湖南等地。
記：150元怎麼能走完全程？
宋：太艱難了！除了沒錢，又是個人行爲，沒人認可就意味着得不到幫助。當時的150元還包括我買舊自行車的錢，儘管沿途撿些易拉罐等廢品賣錢，但還是不行，一天花在伙食上最多時也就是花3元吃兩碗麪，大部分時間是撿農貿批發市場或菜市場丟棄的水果和蔬菜充飢，沒有就捱餓，時間最長的一次54個小時沒吃東西，有時餓極了，見到路邊的包菜、青蘿蔔就撥了吃，有次連吃了3天。後來到了西安就病了，胃穿孔。
記：據說一位被你叫做“張媽媽”的老人是令你在大病中徹底轉變思想的人。她是誰？怎麼幫你的？
宋：她在當地名聲很好，在我最困難、走投無路、家裏知道但沒錢給我治病的時候，她一直花錢給我治病，而且對我說：“我不要你還錢，只要你好好做人，不要給社會添累。”這讓我知道不是有血緣關係的人才能幫你，和你有一面之緣的人也可以爲你雪中送炭。我特別感激張媽媽，但是她去世的時候我沒來得及去看她……這件事徹底改變了我，這之後我就想幫助別人，想完成張媽媽的心願(此時宋治良眼眶發紅、聲音顫抖)。
記：張媽媽對你觸動這麼大？
宋：以前也有，我出來這些年受過很多人的幫助。第一次去寧夏打工，一個河南女孩爲了幫我找工作，結果被老闆炒了；在內蒙古，有次從開着的火車上摔下來，半邊臉流血，到附近村子求助，一個姓蔣的老師當即就收留了我，給我敷藥、治療，在他家住了七八天；那次騎車宣傳環保，杭州一個姓陳的大哥很支持我，雖然自己也困難，還是給了我50元，並留下手機號碼，說：“你路上有困難，隨時給我電話，我保證你安全回去。”……有些人的名字我都叫不全，但我記得他們，一輩子都記得！
用自己的工資搞環保
“先解決溫飽再搞環保？我只能接受一半。”
旁白：經過這件事後，宋治良選擇了在環保上延續張媽媽等好心人的愛心，心中有了執着、甚至狂熱的信念。2000年，剛來深圳半個月的他看到報紙上的義工報道，便立即前去加入，但由於沒有暫住證，始終未能如願。2002年，他與時任義工聯環保組大組長餘洪亮相識，隨後便作爲“沒有身份”的義工參加了環保組的許多大型活動，直到2003年4月正式加入義工。
記：加入環保義工組都幹了些什麼？
宋：參加所有的環保活動。2003年11月我再次單騎宣傳環保，這次是代表深圳義工去的，從深圳出發至上海，一直走國道，途經福建、浙江、江西、廣東，全程4000多公里，這是我加入義工後最大的一次個人活動。
記：你花那麼多時間做義工，工作怎麼辦？
宋：確實沒好好工作，有時上班也處於不掙錢的狀態。當時副大組長歐陽國亮也說要我先解決溫飽問題再搞環保。
記：你能接受他說的話嗎？
宋：能接受一半。
記：爲什麼只是一半？
宋：我也說不清楚，當時就想不能讓他們的愛心在我這埋沒，另外我以前去過一些地方，發現那裏對環保不重視，即使做環保也多是拉個牌子，活動很少，就想用兩年時間學習深圳環保義工的精神、運作方式，畢竟這邊的體系比較完善，我希望帶些經驗回去。
記：那根據計劃，兩年後你帶去了嗎？
宋：去了，當地部門也同意合作，但是操作上卻一拖再拖。我做的事情和政府的思路有很大分歧，最後也沒辦成，我的失敗超過成功幾百倍。
旁白：因爲花在環保上的時間太多，宋治良來深後換過好幾個工作，但都持續不長。直到去年當選深圳市十大環保市民後，同爲環保市民的南山區荔香中學校長賈笑純將其招到學校當面點師，他才稍稍安定。
記：你現在住的地方多大？
宋：大概6平方米吧。
記：每月掙多少工資？花在環保上有多少？
宋：包吃住，1200元。然後水電費、社保、管理費花200元，每月雙休日伙食費100元，電話費每月150元，剩下的大多用於環保：製作道具的材料費，比如做還原小樹的樹葉，鋼絲等，還有複印環保資料、參加環保的交通費等。沒有餘錢，沒錢時一天就花3元買6個餅，喝自來水，給家裏寄的化肥錢也是找人借的。
記：時間上怎麼分配？
宋：我這份工作一般是凌晨4點到中午1點半和下午4點到6點上班，但是校長照顧我，我下午不用上班，專門做環保，其他時間不是看環保書就是做項目。比如最近這次做還原樹，收集的10萬雙筷子，大多是我和另外幾個義工騎着車在華強北、崗夏、八卦嶺等餐飲密集的地方沿街去撿，回來後還要逐雙用洗潔精和消毒水洗、曬乾，一做就是好幾個月。
“很多人不理解”
“你們這些平民百姓是不是瘋了？是不是神經有問題？”
記：做這些事情別人理解嗎？
宋：很多人不理解，比如做好還原樹去一些社區展示，我們叫來了媒體爲其宣傳，但是借個工具什麼的，社區居委會一些人就很不配合，甚至還說“這是你們要放在這裏的，又不是我們請你來的”，而一些企業贊助商，也不是爲了宣傳環保，要是媒體報道沒有出現企業名字，他們就不高興。政府也有時不支持。我騎車宣傳環保到達一些省，他們就不在你的證明上蓋章，沒有這個章就不會有人相信你乾的這個事，因爲現在冒牌的也多。當時一個退休領導雖然幫過我，但對我說：“現在某些政府部門吃着皇糧，卻沒做他們該做的事，你們這些平民百姓是不是瘋了？是不是神經有問題？”我很感激他，因爲他說的是事實！
記：這時候你心理平衡嗎？
宋：我還是平和的，我定下的目標，我就會去做，不後悔，否則對不起幫助過我的人，心裏有愧疚。
記：你覺得環保事業可以由個人來推動嗎？
宋：可以。我們前大組長餘洪亮當時組建義工聯環保組時只有三四個人，但是現在已經發展到3000-4000人，他就是例子。我也希望自己的行爲能帶動一批人，現在已經有七八十人在我的鼓勵下加入義工了。
“我很矛盾”
“心很累，我現在有點身不由己……獎把我給害了，有了這個獎，環保事業我就要一直做下去……做的事情值不值，我也不清楚。”
旁白：儘管一直全情投入環保事業，但許多人的不理解，以及連連遭遇的和女朋友分手、母親去世等打擊令他心中開始充滿困惑。
記：當選十大環保市民是不是特別高興？
宋：剛開始是的，後來就不高興了，獎把我給害了。
記：獎把你給害了？
宋：有了這個獎，環保事業我就要一直做下去。結果談了兩年多的女朋友因爲這個事和我分手了，她覺得和我在一起太沒有安全感了，我是個很重感情的人，這對我打擊很大。
記：這個時候你覺得做這些事情值嗎？
宋：我也搞不清楚，我很矛盾，尤其是和女朋友分手，再加上今年3月我母親去世。母親走的時候，我連給她買一件乾淨衣服的錢都沒有……(有些哽咽)。出來這十幾年，只回過4次家，住了8天，不是不想回，是沒有錢。
記：你現在到底是什麼心態？
宋：有點身不由己，一是大家都知道我是環保市民，這讓我必須去做環保；二是我對環保付出這麼多，做到現在如果不做了，等於前功盡棄；三是如果我不做環保，學校不會再給我這個時間，再加上我文化低，只能在這個方面發展了。我現在是走一步看一步，生活已經進入最低的標準，除了環保方面的目標，我也不知道該做什麼。
記：做環保10年了，累嗎？
宋：(沉默了幾秒)累，很累。
記：身體還是精神上？
宋：我體力上能支撐住，關鍵是心累。
記：爲什麼？
宋：生活面臨困境，幫不上家裏的忙；對於環境投入沒有回報，有時人力、財力、精力都投進去了，但很多社會上的人還是不支持，說一些不三不四的話，其中也包括了小部分義工。心理不平衡，然後就很衝動，甚至憤怒，就打電話給許朝雷(一名關係好的義工)說我再也不做義工了，他說我聽你說這個已經二三十遍了！
記：不平衡？
宋：對，我現在的這個不平衡是當時那種氣憤造成的，然後我會生悶氣，睡上幾覺，想以前的事情和張媽媽那些人，慢慢的平衡感又能戰勝不平衡。我有時也會昧着良心說話，告訴別人其實環保事情沒這麼難，比如明明是自己花錢做的，會對一些人說是有企業或者部門贊助，希望他們不要因爲畏懼感而止步。
“我不現實，但還會繼續做”
“我只是想完成這個事情”
記：那麼多人，爲什麼由你來做環保？
宋：是因爲那麼多人沒有走過我這樣的路。的確，有些人很有錢，但他們不在乎環保，甚至破壞環保；有些人，尤其是大學生，很懂環保，也知道環境污染的危害，但沒有付之於行動的勇氣；也有一些人，比我生活還差，卻儘自己的能力在做環保！
記：你覺得自己現實嗎？
宋：(頓了一下)不現實。
記：那爲什麼還要做？
宋：鄉下還有好多人(生活貧苦)，我是比下有餘，我想帶動他們，其實一路真正幫助我的都是貧困的人，不富裕的人，我感恩的是他們，是老百姓，我也要去幫助那些人。
記：你覺得能成功嗎？
宋：很難說，不能說成功不成功，我只是想完成這個事情。做了就有可能，不做就一點可能都沒有。
記：這些年，你給家人帶來什麼？
宋：我雖然沒給家人一點經濟上的支持，母親捨不得吃一點好東西，但她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我經常寄獎狀和媒體對我搞環保事業的報道回去。
記：今後打算怎樣？
宋：繼續做環保，我還有能力，我父親也支持我這樣做。他說以前人家(指村民)瞧不起你，看不起你，現在你爭了口氣，他們尊敬你，我尊敬你！
記者手記
遊走於理想和現實間的矛盾者
上月底，記者採訪義工聯環保組將“10萬雙一次性筷子做成‘還原樹’”的事件時偶然認識了宋治良。
當時，“還原樹”就擺在他家樓下，而我也看到了他“蝸居”的那個狹小空間——6平方米，除了牀和電視，房間就只擺得下平行的兩張凳子。採訪中，他給我看了因拼裝樹而被鐵絲掛劃的多處傷痕，講了幾個月來收集筷子的種種艱難和一些環保的想法……
簡單的言談中，宋治良個人生活處於社會底層的身份和他所追求的環保信念實在難以畫上等號，他的某些思維和做法似乎脫離實際，這引發了我的思考。儘管此前單騎宣傳環保和去年當選環保市民的新聞已將他變成聚光燈下的英雄，但我希望能走進他的內心，瞭解他的真實想法，爲讀者呈現一個立體的、真實的宋治良。
約訪宋治良很簡單，但採訪後，他成爲我從事新聞工作近兩年來，對話時間最長的一位受訪者，我倆從上午10點一直聊到下午4點多，期間連午飯都沒吃。
他目前是個思維矛盾的人，一方面說現在做環保有些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又因爲不斷有青年人因他而加入義工隊伍，而被新人的激情所感染，仍對環保抱有熱情。
而他在送我去車站的路上也告訴我，他從沒像今天這樣深入的思考過自己做的事。我想這大概也是我在不同的語境中，四次問他“爲什麼這麼狂熱？”他始終回答“我說不清楚，真的說不清楚……”的原因。
“我不傻，但也不聰明。”這是宋治良對自己的一個評價。他說下月底，他將利用學校放暑假的機會搞個“環保萬里行”，到全國去宣傳環保。而且他還給自己定了一個“十一五計劃”，即在自己的家鄉建立一個環保示範基地，讓村子再綠起來。其中包括第一年找部門，加強當地人對環保的重視；第二年回去種樹苗；第三年算出樹苗的成活率是多少；第四年看看樹木的長勢；第五年樹木開花、結果，算出它的經濟效益等等。
“能實現嗎？”我問他，他反問我“纔開始，現在怎麼知道？”對此，我無言以對，唯有報以祝福。
當前，環境污染、環保話題已日益在我國突出，各地政府均出臺和採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深圳在這方面更是走在前列的位置，宋治良也坦言“政府比以前好溝通了，重視程度大了。”然而，政府在運用各種行政手段的同時，應該怎樣更好地吸納、整合和鼓勵民間的環保熱情，讓環保事業有更多的社會中層力量來推動，實在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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