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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接觸”——“融合”——“利益攸關方”構成了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的“三部曲”，那麼，“建設性交往”——“建設性參與”——“建設性合作”則成爲中國對美外交與時俱進的具體體現
從總體看，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沒有什麼根本性變化，因爲無非還是軟硬兩手，只是提法和概念不同而已。但如果以這樣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去看問題，往往不易把握事物“量”的變化，從而可能使“質”變成爲“突”變，不利於科學決策。因爲從決策角度而言，最難的往往不是對事物“質變”的應對，而是對事物“量變”程度的細微分析。
美國對華戰略“三部曲”
如果細緻跟蹤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的演變，應該還是有規律可循的，它大體經歷了“接觸”——“融合”——“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三個階段，筆者將其比作對華戰略“三部曲”。
其中“接觸戰略”大體涵蓋冷戰結束(美國人更傾向於1989年之後)至20世紀末大約10年，其中以克林頓政府在第一任後期提出對華“全面接觸”戰略爲標誌。其中心思想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意識形態不同、發展前景不明朗的大國，不能全然受冷戰終結的影響而對其奉行遏制戰略，而應通過交往引導其發生有利於美國的演變。這期間，美國對中國發展前景帶有很深的疑慮，表現在“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奇談怪論滿天飛；而兩國間的戰略猜忌與戰略誤判也時有發生，表明美國對華全面接觸政策實行不順暢，中美關係也總是起伏不定。
美國對華戰略“第二部曲”即所謂“融合戰略”階段，大體始於2000年至2001年間。標誌性事件有：一、美國對華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問題最終得到解決；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這是中國被以美國爲首的西方“接納”進入國際貿易體系的一個重大標誌；三、北京申奧和上海申請世博會終獲成功；四、“9·11”後，美國將中國納入國際反恐聯盟“同心圓”中。
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理查德·哈斯在此期間提出所謂“融合戰略”，明確指出要將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主要大國融合到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共同對付其他對美國更具殺傷力的“邪惡勢力”。如果說“接觸”是低層次的交往，那麼“融合”則是深層次互動。後者與前者之間的微妙差別在於，美國開始充分意識到，不能將中國始終當作“異類”簡單交往，而應把中國作爲可以合作的對象加以“發展”。
美對華戰略“第三部曲”更期待中國發揮建設性作用
大體以佐利克2005年“9·21”演講提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概念爲標誌，美國對華戰略開始進入“第三部曲”。其主調是，不僅應當將中國作爲可以合作的對象加以“融合”，而且期待已經逐步“融合”進來的中國主動發揮建設性作用，分擔美國的全球風險，“共同”塑造對雙方都利益攸關的國際體系。
美國對華戰略不斷向前推進的“三部曲”，一方面同中國過去近20年的發展息息相關，即中國迅速發展的態勢日漸明朗，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迅速擴大，中國對全球經濟的貢獻以及對全球安全的穩定閥作用日益凸顯。另一方面這也是國際環境的變動使然，全球化、信息化的縱深發展使得大國關係呈現出有別以往的新特點，恐怖主義、自然災害、致命性疾病等非傳統威脅的凸顯註定大國必須合作，多極化趨勢的發展也容不得美國完全按照自己的意願“強制性塑造”像中國這樣的大國。
中國對美外交與時俱進
中國自始至終敏銳地把握住了美國對華戰略的變與不變，採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策略予以應對，確保了中美關係的大體穩定。一方面，中國堅持“兩手對兩手”的對美政策基本方針不動搖；另一方面，針對美國對華戰略從“接觸”到“融合”的微妙變化，也相機分別採取了“建設性交往”和“建設性參與”政策，從而確保了兩國關係的總體穩定。而針對所謂“利益攸關方”的對華戰略“新”思維，中國政府再次主動強調中美要加強“建設性合作”。誠如胡錦濤主席訪美期間反覆指出的那樣，中美不僅應是“利益攸關方”，而且“更應該成爲建設性合作者”。
如果說“接觸”——“融合”——“利益攸關方”構成了冷戰後美國對華戰略的“三部曲”，那麼，“建設性交往”——“建設性參與”——“建設性合作”則成爲中國對美外交與時俱進的具體體現。(文/袁鵬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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