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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在外交部檔案館開放檔案借閱處，工作人員在接待前來查閱最新解密檔案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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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來查閱最新解密檔案的人員在電腦終端前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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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與國際主流接軌的一個體現，也是國家開放的一個標誌
5月10日以來，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沈志華每天都要去位於北京朝陽門的外交部檔案館“報到”——查閱和複印那些半個世紀前的“祕密”外交檔案。
沈志華之所以能夠這麼做，是因爲從這一天開始，中國外交部1956至1960年檔案中的60%都已正式向社會開放。這些檔案包括各類請示、報告、談話記錄及照會等外交文書，總數共有25651件，366551頁。
不僅是沈志華這樣的學者，任何中外公民憑身份證或護照，都可以走進外交部檔案館，閱讀這些珍貴的外交檔案。
1956至1960年的五年間，中國外交經歷過很多驚心動魄的時刻，通過查閱這些檔案，讀者可以親眼“目睹”那段歷史：1956年波匈事件後，中國駐兩國使館向國內反饋的事件經過是怎樣的；1958年解放軍奉命炮轟金門馬祖後，蘇聯方面是什麼樣的反應；1960年蘇聯撤走援華專家時，毛澤東在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中對專家有怎樣的評價……
一分鐘就能親睹“祕密檔案”
5月17日下午，記者來到位於外交部南配樓七層的開放檔案借閱處，這是一間很小的辦公室，擺着兩臺查詢微機。管理人員只簡單看了一下記者的身份證，表示允許記者進行查閱。記者使用微機查詢系統，發現操作相當簡便，只需要輸入查詢關鍵詞，找到你所需要的檔案，然後提交一個表單，填寫上較爲詳細的個人信息以及借閱檔案的目的、原因即可。
“如果你來的時候正好有座位空着，又沒有人預約，那隻需要一分鐘，你就能去看了。不是必須要提前預約的。”檔案室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
因爲這裏目前最多隻能容納九個人同時使用，所以一般採用預約制，但是實際操作的時候比較靈活，即便是有另外的人預約了但座位暫時空着，也能夠臨時去看上一會兒。
閱覽室就在借閱處隔壁，也很小，裏面有九臺電腦，相互隔開，每個座位上放着一本使用手冊。
記者看到，九位借閱者都在邊看邊記，有用筆記本電腦的，有拿筆在本子上記錄的，還有人拿着錄音筆，一邊看，一邊小聲地念着，通過語音記錄下來。
“哪種形式的抄錄都沒有問題，但是不能夠直接拿着相機對着屏幕拍攝，因爲留存的是檔案的原樣，”工作人員解釋說。爲此，在隔壁借閱處，有一臺小小的監視器，能看到借閱者們的舉動。
如果需要複印檔案，必須要填寫《檔案複印申請表》，複印的內容和數量都要經過審批，並且複印件僅限於一次性使用於申請表裏所填寫的複印目的。
記者注意到九位借閱者都很年輕。管理人員對記者說，來借閱的幾乎都是年輕人，當然也有一些年紀稍大的學者。而大家借閱的內容基本上偏重於一些比較熱門的話題和事件，比如炮擊金門、波匈事件等等。
“一頁檔案就可以寫一篇學術論文”
事實上，這已經是外交部第二次開放外交檔案了。第一次開放是在2004年，開放的檔案時間範圍爲1949年到1955年。
由於研究領域是冷戰史，沈志華對外交檔案開放高度關切。“兩次檔案開放，我都是第一個‘讀者’。”他告訴記者。
沈志華對此事的關切來源於自己的研究需要和親身體會——在國外開會的時候，總有外國學者問他，爲什麼你們中國人研究中蘇關係總用蘇聯的檔案，研究中美關係總用美國的檔案，而不用中國自己的檔案？
沈志華對此深感尷尬。“我們也想利用國內檔案，可是它不開放啊！”爲了學術，沈曾利用自己下海經商時所掙的錢自費去國外蒐集檔案，兩次在俄羅斯，兩次在美國，共花費140多萬元。
“我的一些研究課題涉及上世紀50年代末甚至60年代的事情，因此我一直在等外交部開放這一時期的檔案。”外交部第二批檔案的開放令沈志華如願以償，這幾天他已經花費六七千元來複印其中的部分資料。
沈志華認爲，中國學者只能利用蘇聯和美國的檔案進行研究，對中國是很不利的。他在對比中發現，不同國家的檔案對於同一場會晤的記錄並不相同，一個很大的差別就是對於各自的領導人記錄得比較詳細，這就必須對照使用。
在沈的眼裏，這批檔案的價值怎麼估計也不過分，很多檔案能夠解開歷史謎團。他以1956年的波蘭、匈牙利事件爲例：“波蘭事件發生後，毛澤東判斷波蘭是反抗蘇聯沙文主義，他是怎麼作出判斷的？”
沈告訴記者，波蘭事件後，當時中國駐波蘭使館向國內的彙報與新華社的彙報不一樣，使館的彙報信息得自蘇聯駐波蘭大使，因此認爲波蘭事件的性質是反革命的；但是新華社通過對波蘭工人農民的調查得出的結論認爲，波蘭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只是對蘇聯不滿。
“毛澤東根據雙方的彙報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後來中國駐波蘭使館負責人爲此作了檢討。”沈在解密檔案中看到了這份檢討，“檢討書證實了這段歷史”。
藉助這批檔案，沈說1958年臺海危機中的一個謎團也能解開。“當年8月23號解放軍炮轟金門之前，中國是不是跟蘇聯打過招呼，學術界有爭議。這次開放的檔案表明中國沒有跟蘇聯打招呼，因爲事件發生後，蘇聯人來中國詢問了情況，這證明他們事先並不知情。”
解密檔案中吸引讀者的內容還有很多，比如1960年，蘇聯撤走在華專家，毛澤東是怎麼評價蘇聯專家的。在一卷標誌有“絕密”字樣的檔案“蘇聯撤退在華專家卷”裏可以找到答案。
在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談話記錄裏，毛澤東說：“蘇聯專家絕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同志，使人不滿的是極少數，蘇聯專家把中國的事業看成是自己的事業，工作十分熱情，並且做了不少義務勞動。有些人不只工作八個小時，而是十個小時。”
“這些檔案，有的一頁就可以寫出一篇學術論文。”沈說。
“檔案開放是國家行爲”
外交部檔案館館長廉正保向記者詳解了檔案開放的過程。這批檔案的解密工作從2004年4月中旬開始，至2005年6月底結束，歷時一年兩個月，涉及24個司局級單位。在整個解密工作中，總共有75位在職幹部和離退休幹部參加，整個過程相當複雜：先由鑑定組給出初審審查意見單，這個意見單需要送由主管領導審批；審批後檔案館要進行審覈，然後送至鑑定開放領導小組；領導小組審覈之後要向部門報告，然後以外交部的名義向國務院報告；國務院批准之後，才能夠最後開放。
“由於最後需要經國務院批准，因此檔案開放體現的是一種國家行爲。”廉正保說。開放的檔案涉及其他部門的還要請相關部門來審覈，特別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與外賓談話的記錄還要送中央文獻研究室審查。
“這次我們向文獻研究室等11個部委徵求了意見，另外上報國務院時還徵求了國家檔案局和保密委員會的意見，請他們審覈。”廉正保說。
廉正保還提到了開放檔案的四大原則：凡是影響到國家安全的，不開放；凡是影響到與其他國家關係的，不開放；凡是涉及個人隱私的，不開放；凡是影響到民族團結的，不開放。
對於部門檔案中有些不宜公開的內容，此次採用了塗黑的辦法。“這樣避免了一些珍貴文獻僅僅因爲個別字句不宜公開而不能爲公衆所利用的情況。”
廉正保說，在開放的過程中最大的難度就是如何把握開放的標準，因爲有的檔案可上可下。中國前駐格魯吉亞大使張詠荃是此次檔案公開的參與者，他說遇到這種情況，鑑定組成員會進行討論，實在難以定奪的要向領導彙報，而總的原則是能夠開放的儘量開放。
張詠荃碰到最多的是技術難題。由於當時新中國成立不久，很多外交文書仍然不夠規範，這給鑑定帶來了不小的麻煩。“比如有的電報連標題都沒有；那時候的公文是手寫的，有的人字很漂亮，但有些人的字就難以辨認等等。”
“開放外交檔案是落實‘外交爲民’的一個重要舉措。現在檔案服務已經與領事服務、新聞服務和禮賓服務並列爲外交部四大服務項目之一。”廉正保說。
檔案解密每兩年一次
談到檔案開放的下一步計劃，廉正保說，今後外交部擬每兩年開放一次解密檔案，下次解密的將是1961年至1965年間的檔案，爭取兩年內完成。
另外的一個計劃是將公開檔案的目錄上網並且將部分檔案原件上網，讓讀者可以從網絡上直接查閱外交檔案。這一上網工作將在一兩年內完成。
目前，中國外交部檔案館已同一些國家的外交部檔案機構，以及其他對應的政府或研究部門檔案機構，建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機制，這也有助於檔案開放工作的提速。
據介紹，外交部檔案館已同美國、俄羅斯建立較爲穩定的交流合作關係。今年2月，中國外交部與美國國務院以及美國威爾遜中心舉行了外交檔案的交流研討會，並將聯合出版發行《1969年—1970年中美雙邊關係叢書》。中國外交部與俄羅斯外交部決定共同編輯出版《1949年—1955年中俄外交關係史》。此外，中國還與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及拉脫維亞等國簽署了建立類似交流合作關係的協議。
“中國開放外交檔案也是與國際主流接軌的一個體現。”廉正保說。
沈志華認爲，對於中國而言，外交部的檔案開放可謂邁出了有歷史意義的一步，“這是國家開放的一個標誌”。不過，他認爲中國的檔案公開制度仍然需要進一步完善，比如可以進一步擴大公開的範圍，使公開的比例達到70%-80%。
根據沈的經驗，在美國，要找的東西90%都能找到，甚至連中央情報局的檔案都進行了解密。根據美國的《信息自由法》，25年以前的機密文件除了特例將自動解密。
擴大解密範圍的另外一層意思，沈志華說：“特別希望國家其他部門在外交部的促動下能夠開放各自的檔案。”
中國的檔案館有兩個職能，一是解密，另外一是提供他人利用即開放的職能。在沈看來，這兩個目的是矛盾的，檔案解密後出了問題解密部門要負責，這樣有關部門就比較謹慎，而開放的功能則要求儘量給讀者利用。
沈有很多次遭遇過這種矛盾造成的不良後果。他去過十幾個省的檔案館，體驗了各種各樣的怪現象：同一件文件，這個館讓看，那個館卻不讓看；一個館長說可以看，另一個館長卻說不能看；一個館讓複印，另外一個館卻只讓看，不能複印；一個文件本來已經解密了，按理可以複印，可是館長再一看，又說不能複印。“這是一個總體體制的問題，應該進一步完善。”沈說，“不妨學習國外的經驗，將兩種職能分開，解密的歸解密，開放的歸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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