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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告訴西方朋友我放棄了在香港收入豐厚的教職要到清華大學教書時，他們都覺得難以理解。我解釋說，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清華大學解放後首次聘請外國人講授人文學科；中國的許多政治精英都出自清華；那裡的學生天資聰穎、勤奮好奇，與他們打交道會是一件樂事。
上世紀90年代初，我曾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當時的主任看過我的閱讀書目後，告訴我應該多講社群主義，少談約翰·穆勒。這反而讓我想對著乾。當我講諸如馬克思思想之類的『政治敏感』話題時，課堂上會有陌生人出現。當我用當地政治來舉例說明觀點時，學生們都默不作聲。因此，我的合同期滿後沒有續簽也就不足為奇了。
相比之下，中國可謂學術自由的天堂。同事與同事之間，什麼話題都可以談。學術刊物的自由度也讓人吃驚，諸如戶籍制等就受到嚴厲的批評。更讓人吃驚的是，有關我在清華的講課內容，我沒有收到任何明確指示或暗示，我提交的授課提綱獲得了批准。去年秋天我開了兩門課。我被邀請在北京大學合教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北京大學有積極參與政治的歷史，人們或許認為這兒政治上的限制會很嚴厲。但事實上，我再一次能夠講授除了馬克思思想以外的任何課程。
在異國他鄉教書還要適應文化差異。我得適應中文，以及不同的教學方法和與同事、學生打交道的方式。教師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這是在中國當老師，尤其是在名牌大學當教授的一個好處。過去對知識分子的厭惡在中國早已成為歷史。
教授的社會地位意味著與學生接觸的獨特方式。比如，教授被認為既是思想權威又是倫理導師，要關心學生的情感成長。因此，和學生單獨見面通常都是從聊學生及其家人的生活開始的。在學期結束，我邀請學生到我家玩，他們不斷問我家人各種問題。有時候，學生假期結束返校時會從家裡給我帶一些禮品。在9月初，全國都要慶祝教師節，學生向老師贈送鮮花。
我曾讓研究生幫我補習古漢語。但不管我如何堅持，他們堅決不收報酬。所以，我只好以自己的工作回報他們，比如幫他們學英語。問題是，我所做的遠遠不及他們為我做的。總之，在外語環境下教書可能是最大的挑戰。在中國，尊師重教傳統對老師當然是個福音，但這也意味著老師對學生還有學術之外的義務，這與西方的師生關系有別。不過，這些義務也可成為情感滿足的源泉。智慧活動並不只是發生在教室，師生間的激辯可以在任何場合進行，誰也不會覺得這有什麼不妥。(摘自最新一期美國《政見》雜志，原題：在北京教政治理論課，作者丹尼爾·A·貝爾，汪析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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