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紀中葉以前，中國長期是以封建經濟爲基礎的君主專制國家。1840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此後幾十年間，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不斷地加強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侵略，幾乎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參與了對中國的掠奪。它們強迫中國割地、賠款，訂立許多不平等條約，取得在中國的土地上駐兵，開設銀行、商行、工廠，控制通商口岸、交通線和海關，設立由它們管理的“租界”，外國人不受中國法律約束等種種特權，從而控制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操縱中國的政治軍事實權。中國只是在形式上保持着獨立，實際上已經淪爲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大量商品輸入，使中國封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初步發展起來。隨着近代工業的出現，產生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但是，帝國主義爲了侵略中國，竭力維護中國的封建制度和反動統治勢力，壓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下，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並沒有導致獨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而是逐步地演變成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威脅着中國的國家獨立和民族生存，封建統治者投靠帝國主義，實行腐朽的反動統治，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中國各族人民過着極端貧窮、毫無民主權利的生活。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各族人民對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封建勢力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頑強的鬥爭。鬥爭的主力最初是農民，他們自發進行的鬥爭給了帝國主義和封建統治階級以嚴重的打擊。但是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方式，提不出有遠見的鬥爭綱領，不可能戰勝這些強大的敵人。農民的鬥爭包括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都以失敗而告終。19世紀末葉，中國初生的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1911年爆發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支持的清王朝，結束了延續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帝國主義爲了達到長期奴役中國人民的目的，決不容許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決不容許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聯合的巨大壓力下，中華民國的政權很快落到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手中。歷史證明，在中國，農民和資產階級都不能領導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新興的無產階級身上。
19世紀中葉，中國無產階級開始出現於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中，隨後又出現在清朝官僚所辦的企業和民族資本企業中。辛亥革命以後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有了比較迅速的發展，到1919年，中國近代產業工人的人數已有200萬人左右，工人鬥爭的規模也隨之發展。
中國無產階級同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繫，富於組織性和紀律性，因此，它是中國歷史上最進步最有遠大前途的階級。中國無產階級身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封建主義的三重壓迫，具有改變自己的悲慘境遇的強烈要求；中國無產階級絕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陸交通沿線的大城市和大型企業中，這種狀況有利於無產階級的組織和團結；產業工人大多數出身於破產的農民，便於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中國無產階級的這些特點，必然使它成爲近代中國一個特別能戰鬥的最革命的階級。辛亥革命以後，由於無產階級的隊伍迅速擴大，工人的鬥爭也有了較大的發展。從1912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有記載的罷工共130餘次。中國無產階級的成長壯大，爲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奠定了階級基礎。
與此同時，自1915年起，中國先進的民主主義者發動了一場以科學與民主爲旗幟，向封建傳統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爲傳播適合中國社會需要的新思潮開闢了道路。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中國人民，首先是知識分子看到了國家的前途和希望。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新文化運動中左翼的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進行宣傳，使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逐漸代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而在中國先進思想界中居於主導地位，這就爲中國共產黨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爲主體、得到全國工人大力支持的反帝愛國運動。
從1919年初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討論處理戰後的世界問題。中國政府代表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提出了收回山東主權、取消“21條”不平等條約等正當要求。4月下旬，巴黎和會在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操縱下，悍然決定把戰前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交給日本。這個消息在中國人民中，首先是在知識界和學生中激起了強烈的憤慨。5月4日，北京13所大學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集合，示威遊行，主張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要求懲辦北洋軍閥政府的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北洋軍閥政府出動軍警，逮捕示威羣衆32人。5月5日，北京學生總罷課，並通電全國，各地學生紛紛罷課響應。6月3、4日，北洋軍閥政府繼續逮捕大批愛國學生，激起各地羣衆更大的反抗。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也開始加入愛國運動。從6月5日起，上海工人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參加罷工的工人達15萬人以上。上海商人舉行罷市。唐山、長辛店、九江等地工人也相繼舉行政治罷工，天津、津浦鐵路等處的工人也醞釀罷工。對於以工人爲主體的羣衆鬥爭的迅猛發展，帝國主義者和軍閥政府感到恐慌。北京軍閥政府在6月間被迫釋放被捕學生，免除曹、章、陸的職務，並宣佈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以李大釗、陳獨秀、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等爲代表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認識到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強大的力量，他們到工人羣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進行組織工作，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五四運動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5月，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同年11月刊完)，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指出“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繫起來。”在此以前，1918年11月，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熱情歌頌十月革命，指出馬克思主義必將在全世界取得勝利。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
7月25日，俄國蘇維埃政府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宣佈廢除沙俄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廢除俄國在中國的特權。宣言說：“蘇維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獨自從中國人民那裏掠奪的或與日本人、協約國共同掠奪的一切交還中國人民”。“請中國人民瞭解，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國工人、農民及其紅軍”。
7月至8月，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並開始和工人運動相結合，引起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仇視與恐懼。一些站在資產階級右翼立場的知識分子出面充當了在思想上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角色。胡適發表文章，挑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他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幌子下，反對社會革命，反對馬克思主義，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李大釗發表文章批駁胡適，指出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爲準則。李大釗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闡明瞭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求解決的革命主張。
“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爭論。李大釗和各地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的需要，論證了對中國社會進行一次徹底革命的必要性，這對於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起了積極作用。
1920年1月，李大釗、陳獨秀在北京開始探討成立共產黨的問題。不久，陳獨秀遷居上海，他和李大釗分別在南方和北方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3月，李大釗和鄧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學祕密建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5月，陳獨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爲建黨作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9月，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給毛澤東寫的信中提出，中國現在就要準備組織共產黨，作爲“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毛澤東隨後覆信表示同意，並強調建黨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作爲理論指導，他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
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派出的俄共(布)黨員小組維經斯基等人到達中國，他們的任務是同中國革命組織建立聯繫。維經斯基一行先後會見了李大釗和陳獨秀，瞭解中國的工人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五四運動、醞釀建黨等等情況，介紹了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和經驗。對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準備工作給予具體的幫助。
5月1日，《新青年》等一批進步刊物出版紀念專號或發表紀念文章，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上海、北京、廣州等地分別舉行紀念活動，工人和知識分子共同集會，革命知識分子發表演說，宣傳馬克思主義，熱情支持工人的鬥爭。這次“五一節”紀念活動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次較大規模的嘗試。
陳獨秀在上海積極組織領導了慶祝“五一節”的集會。9月，他發表長篇論文《談政府》，明確宣佈：“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爲現代社會第一需要。”這些言論和行動表明他已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一邊，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爲馬克思主義者。
8月，在中國工業和工人運動中心的上海，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併成爲創建全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的活動中心。從1920年秋天到1921年上半年，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陸續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這些組織的名稱不一，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支部”或“共產黨小組”，都是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後來被通稱爲“共產黨主義小組”)。在日本和法國的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也建立了這樣的小組。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起草《中國共產黨宣言》，闡明中國共產主義者關於創立共產主義新社會的理想，提出消滅私有制，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廢除舊的國家機器，消滅階級的主張。《宣言》還提出，無產階級要創立新社會，就要團結起來，開展階級鬥爭，“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剷除資本制度；就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並“用革命的辦法造出許多共產主義的建設法”。《宣言》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表達了中國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和主張。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後，主要的活動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人運動，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將《新青年》改爲自己的機關刊物，隨後又創辦了半公開的刊物《共產黨》和通俗刊物《勞動界》，領導成立了機器工會和印刷工會。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出版了《勞動者》、《工人週刊》，在長辛店開辦勞動補習學校。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工作，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8月22日，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在當地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北京、武漢、長沙、廣州也先後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先進青年中發展團員。同年11月成立了團的臨時中央局，俞秀鬆爲書記。
11月，正當一些城市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的時候，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張東蓀、梁啓超等向馬克思主義發動進攻，他們宣揚中國經濟落後，“缺少真正的勞動者”，“絕對不能建立勞動階級的國家”。他們自稱信奉基爾特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借社會主義之名來維護資本主義制度，斷言中國必須依靠紳商階級來發展資本主義。
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紛紛著文批判張東蓀、梁啓超的反社會主義言論。馬克思主義者承認中國必須發展實業，以改變貧窮落後的狀態，但資本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國的出路在於社會主義。中國社會黑暗到了極點，“除了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製度，是無法挽救的”。這是一次關於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實行社會革命還是實行社會改良的爭論，持續了一年多。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力回擊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再次敗下陣去。
“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來自資產階級方面的反動思潮時，還反對了同工人運動有聯繫的錯誤思想——修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一些知識分子宣稱，不要階級鬥爭、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觀點是可取的。馬克思主義者指出，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同共產主義是“正相反對”的，幻想用資產階級議會來爲勞動者服務是“與虎謀皮”，在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下，中國工人階級根本沒有進行合法的議會鬥爭的可能。無政府主義是在中國有較大影響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潮。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國家、一切權威，反對一切政治鬥爭和暴力革命。他們提倡個人主義，主張絕對自由，反對任何組織紀律。馬克思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嚴肅的批判，闡明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羣衆進行革命鬥爭，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駁斥了他們的“絕對自由”的謬論，指出在人類社會中，自由總是相對的，所謂“絕對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許多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革命青年拋棄了這種錯誤思想，接受馬克思主義。混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無政府主義者則被清除出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