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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廣東海豐縣農會成立，彭湃任會長，會員約10萬人，佔海豐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我國的第一個縣農會，內設教育、衛生、財政、農業、仲裁等部。在海豐農民運動的影響下，陸豐、惠陽等縣的農民運動也相繼發展起來。
1月，孫中山會晤蘇俄政府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宣言表明蘇俄政府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對孫中山的支持；孫中山表示歡迎蘇俄政府的幫助，公開確立了國民黨的聯俄政策。這是孫中山不顧帝國主義的阻撓，毅然依靠社會主義的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支援，走上新的革命道路一個重大步驟。
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舉行成立大會，直係軍閥吳佩孚下令禁止，反動軍警強行佔駐總工會會址。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2萬餘人舉行總罷工，全路1200公里頓時癱瘓。2月7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調集2萬多名軍警，對漢口江岸、鄭州、長辛店及其他各站罷工工人進行了血腥屠殺，造成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全路工人被打死50人，打傷300餘人，被捕入獄的40多人，工人家屬也遭到洗劫。京漢鐵路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共產黨林祥謙，京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共產黨員施洋在敵人的屠刀面前，寧死不屈，英勇就義。大罷工堅持到2月9日。爲保存革命力量，京漢鐵路總工會和湖北省工團聯合下令復工。
從1922年1月起，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高潮開始興起，到1923年2月，持續了13月之久。在此期間，爆發罷工鬥爭100多次，參加罷工的人數達30萬人以上。工人運動的迅猛發展，極大地鍛鍊了無產階級隊伍，鞏固了黨的階級基礎。京漢鐵路大罷工失敗以後，各地工會大部分被反動軍警搗毀或封閉，許多工人領袖被逮捕或殺害。中國工人運動轉入低潮。
2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表爲“二七”慘案告全國工人書，號召全國工人“把工人階級組成一個極大極強的團體，再聯合農民商界學界，同心協力，打倒大家的共同敵人軍閥，建設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來代替軍閥政治”。
2月27日，中共中央發表《爲吳佩孚慘殺京漢路工告工人階級與國民》，號召全國人民和工人階級團結起來，打倒壓迫和殘殺工人的軍閥。
3月1日，孫中山在廣州組成稱爲大元帥府的政府。由於陳炯明被滇系軍閥逐出廣州，孫中山在2月間由上海回到廣州。在上海期間，孫中山已接受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意見，開始進行改組國民黨的工作，但在國民黨內遇到很大的阻力。
3月3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表的《就京漢鐵路罷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國鐵路工人書》指出：中國鐵路工人通過最近的罷工鬥爭和犧牲，已經同爲反對各國剝削者而鬥爭的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了。在罷工中間提出的結社和集會自由的口號，以及捍衛這些口號的不屈不撓的精神表明，中國工人已經真正進入了有組織的國際無產階級的行列。
4月25日，陳獨秀髮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一文。這時，陳獨秀已由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以前重視工人階級，轉爲重視資產階級，錯誤地認爲資產階級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體和社會基礎，“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應該是：統帥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4月，中共中央由北京遷回上海。
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黨員420人。大會的主要議程是討論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大會接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本年1月12日通過的《關於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關係的決議》，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定是正確的。其缺點是過高地估計了資產階級、國民黨的革命性和作用，而過低地估計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和作用。決議說：國民黨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它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又說：中國“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爲獨立的社會力量”。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討論中，多數代表着重批評了張國燾等不願積極同國民黨合作的錯誤意見，也不同意馬林、陳獨秀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的右傾觀點。經過充分討論，大會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和《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等文件。這些文件提出，黨在現階級“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爲中心任務”；國民黨“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共產黨員應加入國民黨”，“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爲了保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文件提出“在政治的宣傳上，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面目”，“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同時要求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後仍保存並努力擴大共產黨的組織，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大會明確指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第一，改組國民黨爲左翼的政黨；第二，在中國共產黨不能公開活動的地方，擴大國民黨；第三，把優秀的國民黨員吸收到我們黨內來。”大會發表了宣言，通過了關於勞動問題、農民問題、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決議。
大會選舉出由9名正式委員、5名候補委員組成的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出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譚平山、羅章龍5人組成中央局(後因譚平山調任駐粵代表，9月補入王荷波)，並選出陳獨秀爲委員長、毛澤東爲祕書、羅章龍爲會計，負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會以後，黨的各級組織對黨員羣衆進行教育，消除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疑慮；同時積極推動孫中山、廖仲愷等改組國民黨。
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理論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廣州創刊，瞿秋白擔任主編。由瞿秋白翻譯的《國際歌》的中文歌詞首次在這個刊物上發表。
7月1日，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前鋒》月刊由廣州平民出版社出版，瞿秋白擔任主編。次年2月出至第三期後停刊。
7月，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對於時局之主張》，指出：“只有國民會議才能真正代表國民，才能夠制定憲法，才能夠建立新政府統一中國”。
8月20日至25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南京召開。大會擁護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確定的同國民黨合作的方針，決定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同共產黨員一樣，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9月，蘇聯政府委派鮑羅廷爲駐廣州常設代表。9月末，鮑羅廷到達上海，會見了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其他負責人。10月6日，鮑羅廷抵達廣州。隨後，鮑羅廷同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開會，討論改組國民黨的方法，並決定力勸孫中山召集改組國民黨的會議。
10月2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週刊)在上海創刊，先後擔任該刊編輯的有惲代英、蕭楚女、林育南、任弼時、鄧中夏、張太雷、李求實等。1927年11月因受反動派壓迫而停刊。
10月25日，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討論改組國民黨的必要性和改組計劃。會上，孫中山指派廖仲愷、譚平山(當時是共產黨員)等9人爲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李大釗等5人爲候補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組成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聘請鮑羅廷爲顧問，辦理改組事宜。
11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創辦“上海書店”，銷售革命刊物，並出版、發行《嚮導》 、《新青年》、《前鋒》、《中國青年》等。上海書店於1926年2月爲軍閥孫傳芳封閉。
11月初，維經斯基再度來華，接替馬林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
11月24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三屆一中全會。全會按照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三大的5月指示信的精神和當時國共兩黨的實際狀況，進一步解決執行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的問題。會議決定進一步促進國民黨改組，在全國擴大國民黨組織，凡有國民黨組織的地方，中國共產黨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併加入”；凡國民黨無組織的地方，中共則爲之建立。會議還決定中國共產黨要通過黨團性質的祕密小組在國民黨內貫徹共產黨的綱領和政策，努力爭取“站在國民黨中心地位”。
11月25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國民黨旅歐支部正式成立。周恩來在會上發表演說，對國民黨內的腐敗現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評。會上，周恩來當選爲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主任，李富春當選爲宣傳主任。會後，周恩來被委任爲國民黨巴黎通訊處籌備員，聶榮臻、李富春等人也參加籌建國民黨巴黎通訊處。
11月2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闡述了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釋三民主義的觀點。決議認爲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含義應該是“依靠國內廣大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各階層，爲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及其走卒、爲爭取中國獨立而鬥爭”，“既要消滅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也要消滅本國軍閥制度的壓迫”。國民黨還應宣佈“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民權主義的含義應該是“只有那些真正擁護反帝鬥爭綱領的分子和組織才能廣泛享有這些權利和自由，而決不能使那些在中國幫助外國帝國主義或其走狗(中國軍閥)的分子和組織享有這些自由。”民生主義的含義應該是“把外國工廠、企業、銀行、鐵路和水路交通收歸國有”，“把土地直接分給在這塊土地上耕種的勞動者，消滅不從事耕作的大土地佔有者和許多中小土地佔有者的制度”。決議中關於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解釋，成爲《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基本原則。
12月22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發出第24號通告，指出國民黨的改組符合全國革命者的要求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希望。因此，社會主義青年團應該努力同國民黨合作，幫助國民黨改組。
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第十三號通告》，要求全體共產黨員積極幫助國民黨改組，並向各地黨組織部署參加國民黨的具體步驟，以促進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12月，李大釗到達廣州，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和籌備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局聯合發出對於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意見書。在這前後，一些共產黨人在《嚮導》、《中國青年》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就如何賦予三民主義更多的革命內容，如何確立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對國民黨懇切地提出許多建議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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