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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初，中共中央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在上海舉行聯席會議，討論國民黨改組問題。陳獨秀、瞿秋白和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出席了會議。
1月20日至3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有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爲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爲新三民主義。大會選舉有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產黨員爲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接着又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共產黨人擔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和農民部的部長，工人部實際上也由共產黨員領導。隨後，全國大部分地區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爲骨幹改組或建立了各級國民黨黨部。這樣，國民黨就由資產階級性的政黨開始轉變爲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大會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時，國民黨右派分子方瑞麟等反對共產黨員“跨黨”，主張《章程》中增加一條“本黨黨員不得加入本黨”。李大釗當即發言駁斥，嚴正指出：“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爲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爲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爲”。李大釗的聲明舉起孫中山聯共政策的旗幟，嚴正地表明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原則立場。他的發言得到廖仲愷等大多數代表的支持，否決了右派的提案。
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三屆二次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了《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決議說：共產黨人對國民黨中的“極腐敗的分子，亦宜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須努力避免不必要的衝突”。決議中關於共產黨對待國民黨右派的態度，實際上是主張調和、退讓；關於共產黨的活動，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這些主張，助長了黨的工作中右的偏差的發展。月底，李大釗從廣州回到北京，擔任國民黨北方地區的領導工作。
5月5日，設立在黃埔的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學員開始入學。6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兼任軍校總理，廖仲愷任校黨代表，蔣介石任校長。周恩來、惲代英、肖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共產黨人先後在該校擔任政治領導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中國共產黨還從各地選派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軍校學習，其中許多人成爲軍校的骨幹。黃埔軍校是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建立的訓練革命軍官的學校，是一所國共合作的學校，爲革命軍隊培養了大批軍官。
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肯定了國共合作5個月以來的成績，指出了國共合作實現以後共產黨內出現的右傾偏向，認爲“只有發動工人蔘加鬥爭，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性，民族解放才能徹底”。這次中央擴大會議提出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外的複雜環境中，要認識鞏固我們黨的重要。會議強調要堅持國民黨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綱，以這個政綱作爲標準來正確對待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鬥爭，以經常地普遍地宣傳和實行這個政綱來擴大國民黨組織，加強左派，削弱右派，並批評前一段工作中對兩派採取調和政策的錯誤。會議提出共產黨自身教育工作和組織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在產業工人中大力發展共產黨的組織，批評前一段“沒有十分努力去吸收工人”的錯誤，並制定了加強黨的工作的具體措施。會議指出，產業工人是共產黨的階級基礎，建立和擴大工會的組織，發展勞動運動，是我們黨的最重要的任務。會議還按照不同情況，對在工會運動方面如何幫助國民黨作出一些具體規定。這次會議，對於糾正黨在前一時期工作中的右傾偏向，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正確處理同國民黨左派和右派的關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都有着積極的意義。會議根據同國民黨右派爭奪工人運動領導權的複雜情況，適當調整了黨的工會活動和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使黨在開展獨立活動時不至受過分的束縛，能夠保持有靈活機動的餘地。
6月17日至7月8日，共產國際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大釗、王荷波、彭述之、劉清揚出席了大會。大會強調了殖民地國家的統一戰線問題，指出在同上層談判時，共產黨必須保持徹底而絕對的獨立性。大會批判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左”的和右的機會主義傾向。李大釗在討論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時作了發言，介紹了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活動以及中國民族運動的發展情況。
7月3日，第一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在廣州正式開學。在共產黨人的主持下，農講所至1925年12月連續舉辦了五屆，彭湃、阮嘯仙、羅綺園、譚植棠分別擔任各屆農講所主任，爲廣東及附近省區共訓練了農運骨幹450多人。
7月15日，廣州沙面數千工人舉行罷工，反對英、法帝國主義“不準中國人自由出入租界”的“新警律”。罷工堅持一個多月，取得勝利。廣州工人乘勝組織工團軍。
8月，廣東農民運動有了發展，開始組織農民自衛軍。
9月10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第三次對時局的主張，號召反對帝國主義，推翻直係軍閥的統治。
10月，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羣衆的推動下，孫中山依靠黃埔軍校校軍，聯合工農武裝和其他軍隊，鎮壓了英國買辦陳廉伯率領的商團的反革命叛亂，給予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以有力的打擊，使廣東革命局勢轉危爲安。
10月23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推翻曹錕、吳佩孚的北京政府，皖系軍閥段祺瑞任臨時執政。馮玉祥將所部改稱國民軍，同情廣東革命政府，並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統一大業。
11月10日，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下決定北上，爭取國家的和平統一，並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兩大主張。
11月19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第四次對時局的主張，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努力促進國民會議的召開。到年底，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國民會議運動。這樣，“二七慘案”以後處於低落狀態的羣衆運動又開始復興，預示着大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
11月，中共廣東區委和周恩來在取得孫中山同意之後，從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中抽調部分黨團員擔任骨幹，組建大元帥大本營鐵甲車隊。這是一支實際上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
12月12日，廣東省廣寧農會在彭湃和周其鑑的領導下，發動農民開展減租運動，遭到地主武裝的破壞。廣東革命政府派鐵甲車隊前往廣寧支持農民的減租鬥爭，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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