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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和羣衆工作方面如何準備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大會回顧了二大以來黨的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經過，肯定上年5月中央擴大會議對黨的工作中右傾錯誤的批評，重新規定黨同國民黨合作和關於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等方面的一些方針。大會文件指出，國民黨固然是中國民族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工具，但不是這個運動的全部。共產黨要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衆宣傳上擴大左派、反對右派、爭取中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堅持同他們的妥協性作鬥爭。大會研究了工人運動與民族運動相結合的關係，強調在民族運動中力爭工人運動的獨立及進展，以取得領導地位，並使民族運動充分地革命化。爲此，工人階級就必須有強固的羣衆性的工會組織，各種產業工人尤其要力求組織在共產黨指導之下。對工人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大會區別情況規定了不同的辦法，並指出要同工會運動中資產階級的影響、同國民黨右派的分裂陰謀作鬥爭。大會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指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大會總結了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制定了開展羣衆運動的計劃，並決定在全國建立和加強黨的組織，以適應革命大發展的需要。四大的缺點是對民族資產階級缺乏正確的分析，認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未形成獨立的階級，這就把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其結果或者是把所有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敵人，混淆了兩個革命階段的原則區別；或者是無視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營壘中的活動，放棄無產階級同它爭奪領導權的任務。大會對於如何爭取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也缺乏正確的方針，只對羣衆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大會修改了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陳獨秀被推舉爲總書記。
1月26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動員全體團員貫徹黨的四大決議，積極發展青年學生運動，並決定把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稱爲共產主義青年團。大會選出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張太雷被選爲總書記(1926年任弼時爲代理書記)。
2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和幫助下，廣東革命政府舉行第一次東征。3月，東征軍打垮了陳炯明的主力。
2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日本紗廠4萬多工人舉行大罷工。
3月1日，由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共同發起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4月16日，大會閉幕。大會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對國民會議運動的方針和組織大綱等作出了決議。
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共兩黨組織各界民衆進行哀悼活動，廣泛傳播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全國規模的聲勢浩大的革命宣傳活動。
4月，中國共產黨領導青島日本紗廠1萬多工人舉行大罷工。
5月1日至9日，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同時舉行。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它代表166個工會，共擁有有組織的工人54萬。大會通過了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工農聯盟、經濟鬥爭、組織問題及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等決議案。大會正式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選舉林偉民、劉少奇、蘇兆徵、鄧中夏等25人爲執行委員。同日，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林偉民爲委員長，劉少奇、鄧培、鄭澤生爲副委員長，並組織幹事局，林偉民兼總幹事。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廣東革命政府的支持，廣東的工農運動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到5月初，在廣東已有20餘縣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達20多萬。各地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總會，這時也進一步活躍起來。這些有組織的羣衆已經比較普遍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覺悟，從而爲行將來臨的大革命風暴作了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準備。
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日本大班(廠長)率領打手槍殺中國工人、中國共產黨黨員顧正紅，打傷多人，工人罷工反抗。上海學生援助工人，租界巡捕進行逮捕。租界當局還損害中國工商業者的利益，宣佈要在上海增加碼頭捐、實行交易所註冊等。這就進一步激起了工人、學生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憤怒。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反對帝國主義屠殺中國工人爲中心口號，發動羣衆於30日在上海租界舉行反帝示威。同時，中共中央還決定，爲了加強工會的組織力量，由共產黨人李立三、劉華等主持，成立上海總工會。隨後劉少奇到達上海，也參加了上海總工會的領導。
5月30日，上海學生及其他羣衆代表舉行反帝遊行、講演，租界巡捕開槍鎮壓，釀成“五卅”慘案，死10餘人，傷多人。當晚中共中央再一次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組織行動委員會，建立各階級的統一戰線，發動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一致向帝國主義反擊。
6月1日，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李立三任委員長，劉華任副委員長。同日，上海總工會發表宣言及告全體工友書，宣佈爲反對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舉行總同盟罷工。接着，上海學生宣佈舉行罷課，商人宣佈舉行總罷市。帝國主義對起來反抗的上海人民羣衆繼續進行瘋狂的屠殺。但是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強。中國近代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革命風暴迅速由上海席捲全國。北京、廣州、青島、武漢、天津、唐山、南京、九江、長沙、重慶、鄭州等許多城市約有1700多萬羣衆，不顧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殘酷鎮壓，先後起來響應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其中有從6月19日起舉行的省港大罷工，參加這次大罷工的有廣州沙面租界和香港的工人20萬，7月6日在廣州成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組成了有數千人的工人糾察隊。罷工委員會行使了部分政權職能。委員會由香港罷工工人代表7人，沙面罷工工人代表4人，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1人組成，蘇兆徵任委員長。這次罷工使繁榮的香港變成“死港”，嚴重地打擊了英帝國主義，數十萬罷工工人成爲當時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有力支柱。省港大罷工在廣東人民和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堅持了將近兩年。同時，廣東、湖南、河南等省的部分農民羣衆，也積極參加了五卅運動。
7月8日，廣東國民政府決定將黃埔軍校校軍擴大成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介石任軍長；其他所屬各軍也統一改稱爲國民革命軍。湘軍爲第二軍，譚延(門+豈)任軍長；滇軍爲第三軍，朱培德任軍長；粵軍爲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第五軍和第六軍的軍長分別爲李福林和程潛。在各軍中設立黨代表和政治部。黨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產黨員擔任，周恩來、李富春、朱克靖、廖乾五、林伯渠分別擔任第一、二、三、四、六軍的黨代表或副黨代表。
7月23日，戴季陶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成爲資產階級右翼和國民黨新老右派反共的思想武器。8月間，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等人先後發表文章，批判反動的戴季陶主義，明確指出：離開階級鬥爭，便無法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實現民族主義；便無法使工農奮起，使全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得到民權；便無法使資產階級承認節制資本，地主階級承認平均地權，實現民生主義。
8月20日，國民黨右派在廣州暗殺了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
9月，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會議總結了自五卅運動以來的鬥爭經驗，確定了黨在革命高潮中領導工農羣衆運動的方針，討論了當前形勢和黨的任務、國共兩黨關係、黨的組織和宣傳工作、黨的軍事工作、農民土地等問題。會議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中國資產階級有嚴重的妥協傾向，無產階級已明顯地站在領導地位；最近的革命運動不僅是反對帝國主義，而且是“力爭革命民衆政權的實現”。會議總結了五卅運動中工人羣衆受軍閥武力摧殘的教訓，提出要“有組織的去預備武裝工人階級中最勇敢最忠實的分子”，“中央委員會之下必須設立軍事委員會”。這表明中共中央已開始注意軍事問題。會議重申工農聯盟的重要性，並提出制定農民問題的“政綱”，“其最終的目標應當沒收大地主、軍閥官僚、廟宇的田地交給農民”。會議明確指出：“如果農民得不着他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農有，他們還不能成爲革命的擁護者。”這是中共中央決議中第一次提出農民土地問題。這次擴大會議還討論了國民黨左右派的進一步分化和戴季陶主義出現的問題，明確指出戴季陶等人已“變成了新右派”。會議經過熱烈討論，決定繼續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竭力贊助他的左派”，“努力反對右派”。但是會議又決定“非必要時，我們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國民黨，不擔任國民黨的工作，尤其是高級幹部”。這個決定導致在以後的實踐中放棄爭取對國民黨的領導權的後果。會議通過了《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等文件，發表了《告農民書》。
10月1日，國民革命軍舉行第二次東征。東征軍由蔣介石任總指揮，周恩來任總政治部主任。這次東征，在省港罷工工人和東江農民的支持下，很快收復了潮汕兩地，11月初收復了東江，廣東革命根據地基本上統一。這時，蔣介石已表露出要在軍隊中排斥共產黨人的企圖，他無理要求周恩來交出第一軍和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名單。周恩來自汕頭回廣州，同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蘇聯顧問鮑羅廷商量，認爲應予蔣介石以回擊，不再同蔣合作，另組國共合作的部隊。但是，以陳獨秀爲首的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反對這一計劃。只是由於周恩來等的努力，以葉挺爲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才得以在廣東肇慶以鐵甲車隊爲基礎建立起來。這實際上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正規部隊。
11月，國民黨中央決定於次年1月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各地選舉的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佔很大的優勢。周恩來、陳延年主張利用這個有利條件，通過這次大會開除戴季陶、孫科等右派分子的國民黨黨籍，懲處當時正在北京西山召開反共會議的國民黨右派分子；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時，共產黨員應占三分之一，少選中派，多選左派，使左派佔壓倒優勢。這個計劃遭到陳獨秀爲首的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的反對。陳獨秀、張國燾等主張向國民黨右派讓步。他們同已被逐出廣東的戴季陶、孫科等在蘇聯駐上海領事館談判，請右派分子回廣東參加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
12月1日，毛澤東首次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在這以前，瞿秋白、陳獨秀、鄧中夏等人也陸續發表了論述中國革命和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的文章。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以及這一時期發表的其他文章中，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辨明瞭中國革命的敵人和朋友，從而集中了當時黨內的正確主張，初步提出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思想：無產階級團結佔全國人口多數的一切半無產階級(主要是貧農)、小資產階級(主要是中農)、爭取中產階級(主要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以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買辦階級以及中產階級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階級的聯合統治，反對在中國建立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
12月5日，毛澤東主編的《政治週報》在廣州出版。這是在國共兩黨合作的情況下，由國民黨宣傳部主辦的一個刊物，其目的是要“打破北方及長江的反革命宣傳”。它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爲首的國民黨右派的鬥爭中，也起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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