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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至19日，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吳玉章擔任大會祕書長。由於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代表佔很大優勢，這次大會決定進一步貫徹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給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以黨紀制裁。在會後建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共產黨員擔任中央祕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的主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掌握了這些關鍵部門的領導權。但由於陳獨秀、張國燾竭力主張妥協退讓，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時，共產黨作了很大的讓步。在36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佔7名，連本來應開除黨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在受了黨紀處分以後也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在12名中央監察委員中，共產黨員只佔1名，右派佔絕對優勢。這就爲蔣介石篡奪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造成了有利條件。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會議確定我黨應從各方面準備北伐戰爭。這時，國民軍正在河北、河南同奉軍、直軍交戰。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爲英、日帝國主義和奉直軍閥反國民軍的聯會戰線如果得勝，必然要進攻並推翻廣州國民政府。會議指出，根本解決時局問題的途徑，“始終在於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的勝利”。因此，“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幹”；必須在北伐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緊開展羣衆工作。會議還決定建立中央軍委，以便加強黨的軍事工作。隨後，中共中央建立了軍事部。陳獨秀因病未出席這次會議。
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軍艦駛入大沽口，掩護奉軍進攻天津，炮轟國民軍，被國民軍擊退。16日，日本聯合美、英等8個帝國主義國家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後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工事等無理要求。
3月18日，北京羣衆10餘萬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領導下舉行遊行示威，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執政府的賣國罪行。在執政府門前，衛隊開槍鎮壓，造成“三一八”慘案。3月20日，中國共產黨爲“三一八”慘案發表告全國民衆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天津、上海等地人民羣起響應，紛紛舉行集會、示威。
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謊稱共產黨人指揮的中山艦要炮轟黃埔，共產黨要暴動，藉以宣佈戒嚴，派兵逮捕和監視共產黨人，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辦事處。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6個軍中，有5個軍的軍長同蔣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幹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毛澤東等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主張以葉挺獨立團爲主，發動工農羣衆，聯合國民黨左派和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給蔣介石以堅決回擊。但陳獨秀、張國燾等和共產國際代表主張妥協退讓，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一軍。毛澤東、周恩來建議把這批共產黨員派到其他軍中去，建立葉挺獨立團式的革命軍隊，陳獨秀又拒絕這一正確主張。
4月20日，全國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中共中央在致大會的信中指出，農民運動必須與全國的民族革命運動相結合。同時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非得到農民大衆的參加也不會成功。信中特別強調，農民運動必須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必須與工人運動相結合。
5月1日，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廣東省第二次農民大會同時在廣州舉行。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舉行了12天，通過了職工運動的總策略、組織問題及其運用方法、經濟鬥爭的最近目標及其步驟等議案。廣東省第二次農民大會舉行了15天，通過了農民運動在中國國民革命中之地位等21項議案。兩個會議的代表舉行了4次聯席會議，通過了工農大聯合等決議，還到廣州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出師北伐。
5月3日，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9月11日結業。這屆農講所由毛澤東任所長，高語罕任政治訓練主任，肖楚女任教務主任，招收來自全國20個省區的300餘名學員，爲北伐戰爭中全國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準備了幹部。
5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譚延(門+豈)、蔣介石等9人聯名向全會提出旨在限制共產黨、篡奪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這個限制共產黨活動的提案蔣介石事先取得了鮑羅廷的同意。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彭述之指導出席這次全會的中共黨團。在黨團會上討論是否接受《整理黨務案》時，大家意見不一致。最後，張國燾按照他同陳獨秀商定的讓步方針，要大家接受。從此，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辭職，換上了國民黨右派分子，蔣介石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此外，蔣介石又通過國民黨中央任命自己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按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出征動員令下後，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政、民、財各機關均須受總司令指揮。這樣，蔣介石就壟斷了黨政軍財大權。
5月20日，葉挺獨立團作爲北伐先鋒奉命進入湖南，援助被直係軍閥擊敗而擁護國民政府的唐生智，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
6月4日，陳獨秀髮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爲蔣製造三二O事件辯護。聲稱從黃埔軍校時期開始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動，並一再表白共產黨絕無倒蔣之心。與此同時，鮑羅廷也於6月初在廣州向全體蘇聯顧問作報告，專門分析三二O事件發生和整理黨務案通過之後，統一戰線內部力量組合和相互關係的變化，繼續推行對蔣介石的安撫退讓政策。
6月19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致信中國共產黨，提出根據“整理黨務案”的規定，成立兩黨聯席會議，並指派張靜江、譚延(門+豈)、蔣中正、吳稚暉、顧孟餘爲國民黨出席聯席會議的代表。隨後，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爲中共出席聯席會議的代表。
7月4日，國民黨發表爲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7月7日，陳獨秀髮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錯誤地認爲北伐時機尚不成熟。他的這種認識，受到黨內批評，也受到國民黨的攻擊。
7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會議討論了北伐戰爭中黨的組織路線、國共合作的策略和民衆運動的政策等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問題議決案》等文件。會議回顧了從上年9月第二次擴大會議以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指出：廣州3月20日事變，國民黨中央5月15日會議等，都是一貫的對共產黨的進攻，是和帝國主義軍閥反赤運動相呼應的。會議把過去視爲國民黨中派甚至左派的蔣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劃爲新右派的代表，進而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任務。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如何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上，會議未能作出正確的回答。關於資產階級的問題，會議雖然指出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但對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計偏高，強調“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上，雖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兩種錯誤傾向，但仍片面強調對資產階級聯合的一面，害怕鬥爭會嚇跑資產階級，會“使革命運動流產”。關於北伐戰爭的問題，會議沒有看到革命陣線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已經集中到爭奪對北伐戰爭的領導權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於羣衆運動的領導上，而忽略了軍事問題。這次會議通過的《軍事運動議決案》，認爲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只是“參加”一些工作，只是“進行相當的政治宣傳”，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而沒有認識到黨應當直接掌握軍隊，實現建立政權的任務。關於農民運動的問題，會議片面地指責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因而對農民運動作了許多不適當的限制。
7月中下旬，大舉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接連攻佔株洲、長沙等地。
8月，北伐軍在農民羣衆的支援下，攻下通往武漢的要衝汀泗橋、賀勝橋，直係軍閥吳佩孚的主力被殲滅。北伐軍乘勝追擊，9月攻克漢口、漢陽。葉挺獨立團在這些戰鬥中英勇善戰，屢破強敵，爲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稱號。
9月17日，獲得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援助的馮玉祥所部國民軍在綏遠五原誓師，向甘肅、陝西進軍，同北伐軍南北呼應。
9月，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擊買辦階級，並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10月10日，北伐軍攻克武昌，全殲守敵，基本上消滅了吳佩孚的反動軍隊。
10月23日，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上海，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舉行第一次武裝起義。這次起義由於缺乏必要的準備而失敗。
10月，湖南、湖北農村大革命爆發。廣大農民羣衆組織起來，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紳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被打得落花流水，農民協會成了鄉村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做到了“一切權力歸農會”。北伐軍佔領地區的工人運動也蓬勃興起。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軍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對此極端仇視，他們同大批逃亡到城市的土豪劣紳一起，大肆攻擊工農運動，特別是攻擊農村大革命。
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全會在莫斯科舉行。中國共產黨代表譚平山出席會議，邵力子代表國民黨列席會議。這次會議着重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決議案和演說都是主張放棄共產黨對農民羣衆、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決議案明確規定共產黨不得實現對國民黨的領導權，認爲“應當團結(國民黨)左派與之密切合作，而不要企圖代替他們做領導工作”。
11月，北伐軍殲滅孫傳芳的主力，佔領九江、南昌。盤踞中國大部分土地的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軍閥勢力，至此有兩個(吳、孫)基本上被消滅了，北伐戰爭取得了重大勝利。根據這個有利形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12月，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成有共產黨員參加的臨時中央黨政聯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蔣介石反對遷都武漢，企圖在南昌另立中央，並開始同帝國主義、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密商，準備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南京一帶時發動突然襲擊，公開反共。
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分析正在發展變化的政治形勢，據以制定黨的主要鬥爭策略。會上，陳獨秀作了政治報告，指出從江西戰場勝利以後，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發生許多新變化，出現許多危險傾向，聯合戰線隨時隨地都有破裂的危險，危及整個民族革命的前途。報告雖然也承認國民黨的右傾，承認蔣介石言論雖左，實際行動仍然很右，但報告所着重批評的卻是黨內的“左”傾，而且把黨內的“左”傾看成是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這種分析，一方面把黨內實際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傾錯誤過分誇大；另一方面又掩蓋了新右派準備出賣革命這個造成分裂危機的根本原因。會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錯誤地認爲當前主要的危險是民衆運動勃起並日益向左，蔣介石因恐懼民衆運動而日益向右，左右傾距離日遠，會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國民革命運動。根據這一錯誤的形勢分析，這次會議的決議規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助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衆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實質上這就是信任蔣介石、汪精衛超過信任工農羣衆，不惜犧牲工農羣衆的根本利益去遷就蔣介石的反動要求。蘇聯代表鮑羅廷和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贊同這次特別會議的決議。漢口特別會議集中了過去黨內存在的以陳獨秀爲主要代表的右傾思想錯誤，並且進一步發展成爲在黨中央佔統治地位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以陳獨秀爲代表的這種右傾投降主義的繼續發展，就使全黨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組織革命軍隊和工農羣衆的革命力量以準備對付蔣介石即將發動的突然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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