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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無法立路，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瑞金。
1月，紅四方面軍主力進入川北後，在當地黨組織、革命武裝和人民羣衆的支持下，開闢了以通(江)、南(江)、巴(中)爲中心的川陝革命根據地。2月7日，川陝蘇維埃政府在通江成立。
1月17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擴大侵略，佔領山海關，向華北進犯的形勢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名義發表宣言，提出在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證民衆的民主權利、武裝民衆三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協定。
2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爲了推行“左”的政策，反對以毛澤東爲代表的正確主張，作出《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爲首的機會主義路線”，並宣佈立刻撤銷羅明的省委代理書記及省委駐上杭、永定、龍巖全權代表的職務。臨時中央隨即在福建開展反對所謂“羅明路線”的鬥爭。3月，又召開了江西省會昌、尋烏、安遠三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認爲堅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鄧小平等執行了所謂“純粹的防禦路線”，開始反對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爲代表的所謂“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5月4日，工農紅軍學校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作出《關於江西羅明路線的決議》。接着，鄧、毛、謝、古四人分別被派往農村或撤換職務。
2月至3月，國民黨在結束了對鄂豫皖、湘鄂西的第四次“圍剿”後，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採用“分進合擊”的戰術，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紅一方面軍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靈活運用前幾次反“圍剿”中的經驗，採用大兵團伏擊戰術，集中優勢兵力，在黃陂、草臺崗戰役中殲敵近3個師，俘敵萬餘人，繳槍萬餘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此後，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辦區連成一片，紅軍迅速擴大到8萬多人。
5月26日，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和影響下，愛國將領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在張家口建立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並通電全國，主張聯合抗日，收復失地。中國共產黨在1932年11月成立張家口特委，並陸續派宣俠父等許多幹部，支持馮玉祥抗日。抗日同盟軍得到全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援，很快發展到8萬多人。從6月到7月收復多倫、康保、寶昌、沽源等4座縣城，全國各界愛國人士爲之振奮。但由於遭到日蔣夾擊等原因，同盟軍處境日益困難。8月14日，馮玉祥離開張家口。9月底抗日同盟軍遭到徹底失敗。方振武被迫流亡國外。吉鴻昌避往天津，後被國民黨逮捕，在北平英勇就義。在這之前，他已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6月初，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查田運動。查田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在運動中發生了一些“左”的錯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爲糾正運動中的錯誤，於10月10日作出《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並批准毛澤東起草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的文件，作爲劃分農村階級的標準。
6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提出“分離作戰”的錯誤方針，將紅一方面軍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原稱中央軍)在撫河、贛江之間作點，一部分編爲東方軍入閩作戰在，企圖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進而奪取撫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實現革命在江西和鄰近省區的首先勝利。結果，東方軍入閩作戰近3個月，雖然攻克一些城鎮，殲滅一部分敵人，但東方軍本身也遭到很大削弱。中央軍也未能大量消滅敵人。這就使紅軍喪失了進行反“圍剿”準備的寶貴時間。
6月中旬，紅軍獨立十七師(由湘贛紅八軍改編而成)和紅十八師合編爲紅軍第六軍團。當時未正式建立軍團的領導機構，暫由十七師負責人統一指揮。
6月3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以南昌起義的8月1日爲中國工農經軍成立紀念日，7月11日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批准。這樣，“八一”就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建軍節。
8月12日至15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召開中央蘇區南部17縣經濟建設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題爲《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是這個報告的一部分)。這個報告，和翌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提出了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進行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政策。
9月，蔣介石在德、意、美等國的軍事顧問參與策劃下，糾集100萬兵力對革命根據地開始進行第五次大規模的軍事“圍剿”，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敵人採用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術，於28日佔領黎川。10月初，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瑞金。博古和李德在一起直接控制了紅軍的指揮權，推行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先是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遇到挫折後又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從1934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紅軍在許多戰役、戰鬥中均遭失利。從4月中旬開始，敵人集中兵力進攻廣昌。“左”傾錯誤領導者爲了保衛廣昌，調集紅軍主力同敵人“決戰”，結果廣昌失守。接着，在敵軍新的進攻面前，又分兵六路全線防禦，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遭受重大損失。
10月28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紅七軍團、紅九軍團。紅七軍團軍團長爲尋淮洲，政治委員爲蕭勁光；紅九軍團軍團長爲羅炳輝，政治委員爲蔡樹藩。
10月2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紅軍全權代表潘漢年和國民黨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在瑞金草簽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與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蔣介石迅速從“圍剿”蘇區前線抽調九個師大軍入閩，蔣介石自任“討逆軍”總司令。在蔣介石的軍事壓力下，十九路軍內部發生分化，到翌年1月，歷時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敗。中共臨時中央犯了“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在軍事上沒有給十九路軍以應有的支援。
11月，爲了總結蘇區革命鬥爭和政權建設的經驗，給即將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作準備，毛澤東先後到江西興國長岡鄉、福建上杭才溪鄉進行調查工作，並寫了《長岡鄉調查》(原題爲《鄉蘇工作的模範(一)——長岡鄉》)和《才溪鄉調查》(原題爲《鄉蘇工作的模範(二)——才溪鄉》)。這兩個鄉政府在領導人民進行生產建設、民主建設和支援革命戰爭等工作中成績突出，被毛澤東譽爲“真正模範的鄉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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