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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康生、凱豐、博古、鄧發、張聞天、楊尚昆、彭真、高崗、葉劍英共13人。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爲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會議決定：中央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根據政治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劉少奇參加中共中央軍委並任軍委副主席；設立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作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助理機關。中央宣傳委員會由毛澤東、王稼祥、博古、凱豐組成，毛澤東兼書記。中央組織委員會由劉少奇、王稼祥、康生、陳雲、張聞天、鄧發、楊尚昆、任弼時組成，劉少奇兼書記。
3月27日，張聞天發表《出發歸來記》一文，精闢地論述了共產黨人對調查研究應當採取的態度和進行調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張聞天於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率領一些同志，深入基層，深入羣衆，開展調查研究。他在陝北地區先後調查了神府縣直屬鄉賀家川、米脂縣、楊家溝村、西川、雙湖峪市鎮鄉，並在晉西北調查了興縣高家村。蒐集整理出《賀家川8個自然村的調查》、《楊家溝地主調查》、《興縣14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研究》等調查研究報告，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
3月，由陶希聖執筆以蔣介石名義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這本書僞造和塗改中國歷史，歌頌封建主義，鼓吹法西斯主義，攻擊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污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爲“新式軍閥”、“變相割據”，暗示兩年內要消滅共產黨。它的出版，是蔣介石集團發動反共內戰的輿論準備。5月至7月，中國共產黨對《中國之命運》進行了有力的批判。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一系列批判文章，揭露蔣介石集團宣揚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目的，是爲了推行國民黨一黨專政；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已經成爲抗戰的中堅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要求一切真正愛國的國民黨人、抗日黨派和愛國同胞堅持抗戰，反對內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對《中國之命運》的批判，提高了廣大人民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內戰的警惕性，促進了國民黨統治區民主運動的發展。
4月3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這個決定對於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滲入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以至導致後來的反特鬥爭的擴大化。《決定》認爲，“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立與我黨大量發展黨員以來，日寇與國民黨大規模地施行其特務政策，我黨各地黨政軍民學機關中，已被他們打入大批內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數量至足驚人”。《決定》規定：“整風的主要鬥爭目標，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與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9日至12日，在延安召開有2萬多人蔘加的中央直屬單位工作人員大會，動員反特鬥爭。《決定》的發佈和反特鬥爭大會的召開表明，原來在延安少數機關學校開展的審查幹部工作，已轉變成各個機關、學校、部隊的羣衆性反特鬥爭。
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爲適應反法西斯戰爭的發展，並考慮各國鬥爭情況的複雜，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地處理面臨的問題，作出《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22日，向全世界公佈了這個決定。26日，中共中央作出完全同意解放共產國際的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的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6月10日共產國際正式解散後，中國共產黨解除了對共產國際章程、決議所承擔的義務，並完全擺脫了它的影響。
6月1日，中共中央通過併發出毛澤東起草的《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決定闡述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和羣衆相結合的領導方法。決定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就是說，將羣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羣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羣衆的意見，使羣衆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羣衆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羣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羣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6月，國民黨利用共產國際解散的時機，狂叫“解散共產黨”，“取消陝北特區”。6月18日，國民黨將領胡宗南到洛川召開反共軍事會議，並調動駐守河防的一部分軍隊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7月4日和6日，八路軍朱德總司令分別致電胡宗南、蔣介石，嚴正抗議國民黨軍隊進犯陝甘寧邊區的反共活動。9日，延安各界羣衆3萬餘人舉行緊急動員大會，發出呼籲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在解放區人民強烈抗議和全國進步人士以及國際輿論的反對下，國民黨頑固派被迫停止了這次大規模反共磨擦。
7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康生，要他在《防奸經驗》第六期上登載下列按語：“防奸工作有兩條路線。正確路線是：首長負責，自己動手，領導骨幹與廣大羣衆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調查研究，分清是非輕重，爭取失足者，培養幹部，教育羣衆。錯誤路線是：逼、供、信。我們應該執行正確路線，反對錯誤路線。”但是，由於黨中央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未能及時糾正審幹工作中已經發生的逼、供、信錯誤。7月15日，康生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強調“清除內奸，這是我們目前急不可緩的任務”，“還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沒有向黨坦白”，“他們要在這緊迫的時間中挽救自己，而共產黨員們也要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搶救他們”。報告前後，掀起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的過火斗爭，10多天內搞出大批所謂“特務”，混淆了敵我，造成許多冤假錯案。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提出的防奸工作的正確路線，明確規定了審查幹部的九條方針。8月15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重申審查幹部的9條方針。10月9日，毛澤東指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鬥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這樣，避免了給黨帶來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失。1944年春，中共中央開始對受冤屈的同志進行甄別平反，賠禮道歉。毛澤東對反特擴大化承擔了主要責任，進行了自我批評。並說：“搶救運動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及區別對待這兩點。”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批判抗戰初期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會議概括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表現，認爲錯誤的實質是放棄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並分析了錯誤產生的根源。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強調，檢討錯誤必須採取歷史的方法、從實際出發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對犯錯誤的同志，必須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
10月10日，中共中央決定黨的高級幹部重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和路線是非問題，整風運動進入總結提高的階段，全黨整風運動告一段落。全黨整風運動，是一次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運動，是用正確認識克服錯誤認識、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思想革命運動，也是打破黨內以王明爲代表的教條主義束縛的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它對推動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具有重大意義，對正確解決無產階級政黨的建設，是一次成功的實踐。
11月2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在延安召開了勞動英雄代表大會，同時舉辦了生產展覽會。會議期間，毛澤東作了《組織起來》的講演。在軍民大生產運動中，各抗日根據地都取得了顯著成績。有些游擊區也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創造了“勞力和武力相結合”的新的鬥爭形式。同時，在生產運動中，出現了實行生產勞動的初步合作的互助組、變工隊等組織形式。毛澤東指出，組織起來是農民由窮變富的必由之路。解放區軍民的大生產運動發揚了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戰勝了日、僞、頑對解放區的進攻和封鎖造成的嚴重困難，爲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重大變化。2月，蘇聯軍隊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偉大勝利。不久，向德軍發動反攻。7月，英、美聯軍佔領意大利南部，意大利發生政變，並於9月向英、美投降，退出法西斯同盟。9月，中、美、英在緬甸對日軍開始反攻，日軍逐漸陷入不利地位。
這一年，解放區軍民繼續進行了英勇的反“清鄉”、反“掃蕩”、反“蠶食”鬥爭，恢復了大片根據地，並逐步度過了嚴重困難局面。3月至9月，華中的蘇中、蘇南、蘇北區軍民以外線打擊敵人和內線堅持鬥爭相配合，粉碎了日、僞軍的“軍事清鄉”和“政治清鄉”，保存了我軍的有生力量，頑強地堅持了原有陣地。7、8月份，山東軍區部隊打破日、僞、頑的夾擊，基本上控制了沂魯山區和諸城、日照、莒縣山區，打通了魯中、濱海、膠東各區之間的聯繫，大大改變了對敵鬥爭的形勢。接着又粉碎了日僞對清河區、魯中區的冬季大“掃蕩”。9月下旬至11月中旬，冀魯豫區軍民粉碎了日僞軍3萬餘人的大“掃蕩”。10月初至11月底，太嶽區軍民粉碎了日、僞軍兩萬餘人的大“掃蕩”。同時，華南抗日縱隊也先後粉碎了日軍對東莞、寶安沿海地區和海南島地區的圍攻、“掃蕩”和“清鄉”，鞏固和擴大了東江、瓊崖解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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