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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迎接1953年的偉大任務》的社論，指出：“1953年將是我國進入大規模建設的第一年”，將“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命令主義和反對違法亂紀的指示》。中央指出，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在我們黨和政府中是一個大問題，各級領導機關要在1953年結合整黨、建黨及其他工作，從處理人民來信入手，檢查一次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分子的情況，並向他們展開堅決的鬥爭。在反對壞人壞事的鬥爭到了一個適當階段時，又要將好人好事加以表揚，使全黨都向這些好的典型看齊，發揚正氣，壓倒邪氣。根據中央指示，各地開展了“新三反”運動。
1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其任務是有計劃地、系統地翻譯出版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
2月15日，中共中央把曾以草案形式發給各級黨委試行的《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作了個別修改，通過爲正式決議。《決議》的正式通過，推動了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全國各地開始普遍試辦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1952年冬到1953年春期間，運動的發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部分地區也出現了強迫農民入社，侵犯中農利益，盲目追求高級形式等現象。黨中央及時採取措施，解決這些問題。
3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對各大區縮減農業增產和互助合作發展的五年計劃數字的指示》，要求各地糾正互助合作運動中急躁冒進的偏向。
3月16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春耕生產給各級黨委的指示》，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爲《領導農業生產的關鍵所在》的社論。這些文件指出，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要保護個體農民利益；領導農業生產要從小農經濟現狀出發；生產關係的改變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狀況，否則，生產會受到損失；在合作化運動開始後的相當長一個時期內，個體經濟在發展農業生產上仍然佔主要地位，在發展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時，要保護個體生產者的利益，不要挫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3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解決區鄉工作中“五多”問題的指示》，指出我們黨政組織在農村工作中存在着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在農村中農業生產是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圍繞着它服務的。凡足以妨礙農民進行生產的所謂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都必須避免。各級黨委必須在1953年內，在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違法亂紀的鬥爭中，着重克服領導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和分散主義，改變那些過去需要而現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辦法。
4月3日，中共中央將《關於春耕生產給各級黨委的指示》、《領導農業生產的關鍵所在》和《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彙編成《當前農村工作指南》一書，發到全國。毛澤東寫了學習這本書的通知，號召從事農村工作的人員“來一次認真的學習”，將思想水平提高一步，以保證黨在農村工作中的不斷勝利。4月3日，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在會上批評了當時互助合作運動中發生的急躁冒進的偏向，闡述了“穩步前進”的方針。上述措施，對糾正互助合作運動中的冒進傾向，穩定農民情緒，鞏固和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起了積極的作用。
4月15日至23日，全國婦聯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會議通過了《關於4年來中國婦女運動的基本總結和今後任務報告的決議》和修改後的《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章程》，選出了全國婦聯第二屆執委會委員。4月25日，全國婦聯召開第二屆執委會第一次會議，選出宋慶齡、何香凝爲名譽主席，蔡暢爲主席，鄧穎超、李德全、許廣平、史良、章蘊爲副主席。
5月2日至11日，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會上致祝詞。大會制定了工會在國家進入有計劃建設時期的方針和任務，通過了《關於中國工會工作的報告的決議》、《關於修改中國工會章程的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章程》，並選舉出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行委員會。1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七屆執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劉少奇爲名譽主席，賴若愚爲主席，劉寧一、劉長勝、朱學範爲副主席。
5月27日，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李維漢向黨中央呈送他1953年春帶領調查組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地調查後寫出的《資本主義工業的公私關係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總結了幾年來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情況和經驗，明確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業，將其納入國家計劃軌道，使資本主義工業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主要形式；公私合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式，最有利於將私有企業改造成社會主義企業。這個調查報告還指出，隨着企業的改造，這些企業中的資產階級分子也可以得到改造。中央政治局討論並同意了這個報告。
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第一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他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不要脫離這條路線，脫離了就要發生‘左’傾或右傾的錯誤。”這是一條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同時並舉的總路線。它的根本思想，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提出來了。1952年9月以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在6月15日的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中央宣傳部着手起草關於總路線的宣傳提綱。毛澤東在修改這個提綱時，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一步完整準確地表述爲：“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
6月至8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會議着重討論了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提出了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這個計劃草案從1951年即着手編制，經過多次修改，提交這次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重點項目爲中心的、由限額(國家爲了便於管理和掌握重大的基本建設項目，按照我國的具體情況，規定出各類基本建設項目的投資限額。一個建設項目，不論是新建或改建，全部投資額大於限額者，即是限額以上項目。例如，在工業中各類工業基本建設項目的投資限額是：鋼鐵工業、汽車、拖拉機、船舶、機車製造業的投資限額爲1000萬元；有色金屬、化學工業、水泥工業的投資限額爲600萬元。電話、石油加工業的投資限額爲500萬元)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軌道，建立對於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在五年內，全國經濟和文教建設的投資總額爲760多億元(摺合黃金7億兩以上)。用這樣大量的投資進行國家建設，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這個計劃後來在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開始形成我國高度集中的以計劃體制爲中心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財經會議期間，身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計劃委員會主任的高崗，利用黨批評財經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機會，進行分裂黨的活動，攻擊劉少奇和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中共中央糾正了在他影響下發生的一部分不正確的意見，會議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7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金城戰役的勝利。從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國人民志願軍配合停戰談判，先後發起兩次進攻作戰，殲敵四萬餘人。6月中旬，停戰談判各項協議均已達成。但李承晚集團不接受協議，叫嚷要“單獨幹”，企圖阻撓停戰的實現。爲了打擊李承晚集團，實現停戰，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人民軍的協同配合下，從7月13日起發動了金城戰役，殲敵5萬餘人，收復土地178平方公里，有力地促進了停戰的實現。
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字。至此，歷時3年多的朝鮮戰爭宣告結束。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維護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利益，保衛了中國的安全，爲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贏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環境。
9月7日，毛澤東就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進行談話。他在談話中系統闡明瞭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改造的方針政策。這次談話有力地推動了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9月至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會議確定黨的組織工作任務是：動員全黨從組織上保證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執行，保證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實現；不斷鞏固和擴大黨的組織，提高黨員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黨的戰鬥力。會議還討論了幹部政策、發揚黨內民主和鞏固黨的紀律等問題。會議期間，身爲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積極支持和參加高崗的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黨中央及時覺察並制止了他們的反黨陰謀，打破了饒漱石利用這次會議分裂黨的企圖。
10月15日、11月4日，毛澤東兩次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他說，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極爲重要的事。對於農村陣地，社會主義不去佔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佔領。辦合作社要有控制數字，攤派下去。攤派而不強迫，不是命令主義，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戶一社。“糾正急躁冒進”是一股風，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觀念。“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言不及義”就是言不及社會主義，不搞社會主義。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農貸、發救濟糧、減免稅收、興修水利、打井開渠、深密植、推廣新式農具等等，都只是行小惠。這些事跟總路線、社會主義聯繫起來，那就不同了。“綱舉目張”，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矛盾，並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這就是綱。總路線就是逐步改變生產關係。在3畝地上“確保私有”，搞“四大自由”(指在土改後的農村中允許農民有借貸、租佃、僱工、貿易的自由)，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家，走資本主義道路。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發展到3.2萬多個，1957年可以發展到70萬個，甚至100多萬人，要積極領導，穩步發展。這兩次談話對後來的工作的影響很大，其中提出了許多正確的意見，但也表現出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有急於求成，貪多圖大的思想，對工作中的缺點的批評也不夠實事求是。
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實於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11月15日又作出《關於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後來國家又對棉花和棉布實行了計劃收購和供應。所有這些，都是在物資比較缺乏的情況下采取的必要的過渡性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在關係着國計民生的糧棉油等重要方面，取締了市場投機，保證了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並且初步切斷資產階級和農民的經濟聯繫，有利於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開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總結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討論《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草案)》。
11月至12月，中華全國合作社聯合總社召開了第三次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會議。會議確定：對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針是積極領導、穩步前進；組織形式是由手工業生產小組、手工業供銷生產社到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方法是從供銷入手，實行生產改造；步驟是由小到大，由低級到高級。朱德在會上講話指出：“組織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是改造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幫助他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唯一的組織形式。”“一部分手工業合作社是可能長期存在的，不僅在過渡時期，就是到社會主義社會，也是會存在的。”根據會議精神，各級黨委加強了領導，到1954年底，全國手工業合作社社(組)員激增到121萬人，合作社組織發展到4.1萬多個。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這時，全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已有1.4萬多個。決議總結了辦社的經驗，進一步指明引導個體農民經過具有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社，再到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這是黨對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正確道路；並強調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日益成爲領導互助合作運動繼續前進的重要的環節。在決議的指引下，農業生產合作社從試辦時期開始進入發展時期。到1954年春，合作社發展到9萬多個，生產普遍增長，表現了明顯的優越性。
12月31日，周恩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團談話時，提出了國家之間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寫入了1954年4月雙方達成的《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
12月，中共中央批准並轉發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寫的《爲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在全國各條戰線掀起了學習和宣傳總路線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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