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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1958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和預算。會議前後，毛澤東集中中央和地方許多領導人的意見，起草了《工作方法60條(草案)》。這個文件着重強調了“不斷革命”的思想，並提出要“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技術革命上去”。毛澤東在會上再次批評了1956年的反冒進，說反冒進使6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這次南寧會議大批反冒進的結果，使黨內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發展起來。有些地區和部門開始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大躍進”計劃。
3月3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強調要採用大鳴、大放、大辯論，開現場會議和展覽會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費、保守的現象和它們的危害性”。並說這是一個“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抓緊這個運動，“就可以用同樣的人數和同樣的財力、物力，辦出比原定計劃多百分之幾十以至數以倍計的事業”。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有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討論和通過了《關於1958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帳的意見》、《關於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和《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爲大社的意見》等37個文件。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繼續批判反冒進，說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已經基本形成”。講話提出我國當前還存在着所謂兩個剝削階級(一個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殘餘和資產階級右派；另一個是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兩個勞動階級(工人、農民)。並認爲崇拜有兩種，除錯誤的個人崇拜外，還有一種“正確的個人崇拜”。4月，北京大學開始批判該校長馬寅初。1957年7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馬寅初根據他在第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的發言內容而寫成的《新人口論》一文，呼籲要重視節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長。4月以來，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報、辯論會等方式對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及其整個學術思想、政治觀點進行錯誤的批判。在此後一年多的時間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報刊也發表大量文字，對馬寅初進行公開的指名批判。1959年12月，馬寅初在《新建設》上發表《重申我的請求》一文，表示要堅持真理，“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此時，康生斷言，馬寅初的問題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右派向党進攻的政治問題。他下令“要像批帝國主義分子艾奇遜那樣批判馬寅初”。於是，對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級。1960年，終於撤銷了馬寅初擔任的北大校長職務。
5月5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儘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況，但是忽視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正式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予盾已經轉變的正確分析，認爲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就確認了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問題的“左”傾理論。會上，浙江、甘肅、安徽、雲南、廣西、青海、河北、廣東、新疆、河南、山東等省和自治區的代表大會發言中，報告了本地區黨組織在整風運動中，同黨內的所謂“右派分子”、“地方主義分子”、“民族主義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作鬥爭的經過。許多地方的重要領導幹部被宣佈爲“右派集團”、“右傾集團”或“反黨集團”。這是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在黨內的突出表現。會議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爭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作的創造精神。會後，在全國各條戰線上，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
5月25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爲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爲政治局委員；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爲書記處書記。全會決定由中央主辦出版理論半月刊《紅旗》雜誌。
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前局勢、國防工作和今後的建軍方針。會議錯誤地批評了劉伯承等主持部隊軍事訓練和軍事院校工作的幾位負責同志，誇大建國以來軍事訓練和軍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點，把它說成是系統的教條主義錯誤，是“一條與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是“兩個階級的鬥爭在我軍內部的反映”。這次錯誤的反教條主義的鬥爭，對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造成了不良的後果。
5月30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我們國家應該有兩種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同時並行：“一種是現在全日制的學校制度，一種是半工半讀的學校制度；一種是8小時的勞動制度，一種是4小時工作的勞動制度”。
6月1日，《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毛澤東4月15日寫的《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文章認爲“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文章對中國的貧窮落後作了片面性的解釋，抹殺了它給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帶來困難的一面，說：“中國6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張，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加強協作區工作的決定》。決定將全國劃分爲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西北等7個協作區，各個協作區都成立協作區委員會，作爲各個協作區的領導機構。《決定》不適當地要求各個協作區“根據各個經濟區域的資源等條件，按照全國統一的規劃，儘快地分別建立大型的工業骨幹和經濟中心，形成若干個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的經濟區域”。
6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企業、事業單位和技術力量下放的規定》。規定要求下放的交接工作“應該一律於6月15日以前完成。”到6月25日，中央工業部門所屬的企業和事業單位，已經有80%左右下放地方管理。在當時“大躍進”的混亂情況下，權力下放過多、過急，導致分散主義傾向的滋長，造成很大的浪費。
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財經、政治、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通知指出，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各組組長如下：財經小組爲陳雲；政法小組爲彭真；外事小組爲陳毅；科學小組爲聶榮臻；文教小組爲陸定一。
6月19日，華東地區召開農業協作會議。會議不切實際地提出，今明兩年把糧食產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按：1958年全國每人平均糧食406斤)，並認爲“在3年到5年內，使糧食增產到每人平均有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華北、西南等區農業協作會議，也都相繼提出農業“大躍進”的奮鬥目標，西北地區竟提出1962年糧食產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農業方面的高指標、浮誇風和瞎指揮迅速發展起來。
6月22日，毛澤東轉發冶金部黨組《關於產鋼計劃的報告》。報告說：華東區提出爭取明年華東區鋼的生產能力達800萬噸。各大協作區也分別召開冶金工業規劃會議，研究各區明年及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根據各協作區會議情況來看，“明年鋼的產量可以超過3000萬噸，而1962年的生產水平則將可能爭取達到八九千萬噸以上。”報告轉發後，工業上的高指標、浮誇風日益氾濫。
7月31日至8月3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來中國訪問，同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討論了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等問題。在會談中，我方嚴正拒絕了不久以前蘇方提出的企圖侵犯我國主權的關於建立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的建議，赫魯曉夫大爲不滿。
8月上旬，毛澤東先後視察了河北、河南和山東等省的一些農村。9日，他在山東同當地負責人談關於辦大社的問題時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上述談話在報紙上發表後，一些地區相繼出現聯鄉並社轉公社的熱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討論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以及當前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農村工作和商業工作等問題。會上確定了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宣佈1958年要生產鋼1070萬噸，即比上年鋼產量翻一番。會議還討論和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決議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並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會後，在全國很快形成了全民鍊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爲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氾濫開來。
8月23日，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開始向佔據金門、馬祖島並不斷騷擾大陸沿海地區的國民黨軍隊進行警告性的炮擊。
8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指示錯誤地提出：“在這個運動中，要充分發揚‘拔白旗、插紅旗’的共產主義風格”，“應該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統統拔掉，把紅旗普遍插起來”，徹底批判“部分富裕農民殘餘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大破右傾保守思想，使“觀潮派”和“秋後算帳派”在思想上徹底破產，使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更加深入人心。
9月13日至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文藝創作座談會。會議提出“創作和批評都必須發動羣衆，依靠全黨全民辦文藝。”與會者表示要象生產1070萬噸鋼一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等方面都爭取“大躍進”，放“衛星”。10月，全國文化行政會議又脫離實際地提出羣衆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詩，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
9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說：“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爲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指示還脫離實際地要求各大協作區建立起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各省、市、自治區也應該逐漸建立起這種比較完整的教育體系，然後，每個專區、每個縣也應該這樣做”，並提出：“全國應在3年到5年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掃除文盲、普及小學教育”，“我們將以15年左右的時間來普及高等教育，然後再以15年左右的時間來從事提高的工作”。
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大區負責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會前，毛澤東視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發現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存在許多混亂現象，開始對當時已經認識到的錯誤着手糾正。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在完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前提下，指出必須劃清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兩種界限，並批駁了陳伯達等要求在現階段就廢除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的錯誤主張，指出這種主張實質上是要剝奪農民。毛澤東又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廢除商品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我們不能避開一切有積極意義的諸如商品、價值法則等經濟範疇，而必須使用它們來爲社會主義服務。中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一個國家，商品生產不是要消滅，而是要大大發展。會議規定了要實行勞逸結合，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會議期間，毛澤東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關於讀書的建議》的信，建議他們認真閱讀斯大林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並說：“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讀這兩本書就可能給以澄清”。
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會議主要討論和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不應當無根據地宣佈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那樣做，“將大大降低共產主義在人民心目中的標準，使共產主義偉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長小資產階級的平均主義傾向”。決議着重指出：在今後一個歷史時期內，人民公社仍應保留按勞分配製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須有一個很大的發展。全會強調，既要有沖天的幹勁，又要有科學分析的精神，並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會議所確定的1959年工業生產的高指標。全會還決定同意毛澤東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建議。
12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適應人民公社化的形勢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定》。決定說：“農村財政貿易體制應當根據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方針，實行機構下放、計劃統一、財政包乾的辦法，也就是實行‘兩放、三統、一包’的辦法。”“所謂兩放，就是下放人員，下放資產”。“所謂三統，就是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流動資金管理”。“所謂一包，就是包財政任務”。實際上，既統不起來，也包不了，結果造成資金、物資分散，引起農村商品流通和經營管理上的嚴重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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