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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在生產關係的改進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造成同農民關係的緊張狀態，必須糾正“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並強調不允許“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又指出，價值法則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我們對於社會產品，只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佔有。會議要求公社在統一分配上，承認隊與隊、社員與社員收入之間的合理差別；在體制上，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覈算，以隊(大體相當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的地方是生產隊，有的地方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爲基礎；並規定在清理“共產風”問題時，舊帳一般不算。會議下發了《鄭州會議記錄》。3月30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指出，舊帳還是要算，“算帳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纔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纔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陰謀同帝國主義者和外國干涉者勾結，妄圖實現所謂“西藏獨立”，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在當地愛國僧俗人民的積極協助下，迅速平定了叛亂，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
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全會檢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的18個問題》(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上海會議紀要)。紀要規定“生產小隊也應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權限”；決定“舊帳”都要算，要退賠。全會還通過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關於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方案》。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由他掛帥；還提倡學習“海瑞精神”。
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選舉劉少奇爲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爲副主席，朱德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並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大會審議批准國務院根據中共中央建議提出的1959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計劃規定鋼產量爲1800萬噸，糧食產量爲10500億斤。會議還通過了《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關於撤銷司法部、監察部的決議》。同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也在北京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爲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周恩來爲主席。
4月29日，針對當時農業生產方面存在的不實事求是的作風，毛澤東就包產、密植、節約糧食、播種面積要多、機械化、講真話等6個問題給省、地、縣、公社、隊、小隊六級幹部寫了一篇《黨內通訊》。關於講真話問題，毛澤東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 ，“收穫多少，就講多少”，“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還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6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的緊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鋼及其他產品的計劃指標，鋼產量爲1300萬噸。早在3、4月間中央政治局上海會議之後，毛澤東認爲鋼的指標仍然偏高，委託陳雲進一步落實；4月底，中央書記處又責成中央財經小組研究鋼鐵生產的可靠指標。經過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陳雲於5月指出鋼的生產指標應降到1300萬噸，中央採納了他的建議。
6月29日、7月2日，毛澤東在廬山同各協作區主任談話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這是經濟工作中的根本問題。只有搞好農業本身農、林、牧、副、漁之間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之間的平衡，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平衡，纔可能正確處理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他還首次提出以農、輕、重爲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認爲陳雲關於“先市場、後基建”的意見是對的，他說，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這是6.5億人員安定不安定的問題。關於管理體制問題，毛澤東說：“四權”(人權、財權、商權、工權)過去下放多了、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要強調統一領導、集權問題，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收歸中央、省市兩級。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後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7月2日至8月1日)和八屆八中全會(8月2日至16日)。會議前期的內容是總結經驗，繼續糾正錯誤。彭德懷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1958年以來產生的“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見。但是，7月23日毛澤東講話卻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開始對彭德懷等人進行錯誤的批判。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開展了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批判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地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8月7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提出現在右傾已成爲工作中主要的危險。全會通過了《爲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8月16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錯誤地斷言：“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10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全會還檢查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通過了《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一面降低了鋼、煤、糧、棉四大指標，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產大高潮”，超額完成計劃。廬山會議之後，接着在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右傾”鬥爭，結果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使“左”傾錯誤更加發展，並延續更長時間。
9月1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發佈命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決定，任命林彪兼任國防部長，免去彭德懷兼任的國防部長的職務和黃克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從這時起，林彪開始主持中共中央軍委的工作。
9月底，發現大慶油田，打破了地質學界長期存在的“中國貧油論”。這是我國石油地質工作方面的一個重大勝利。1960年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國家調集了大量人力、物力對大慶油田進行開發，從而邁開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髮展石油工業的步伐。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報告說，“今年5、6、7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中央批轉報告時指出，這實際上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應把這些“反動的、醜惡的東西”，徹底加以“揭發批判”；並要求必須立即掀起一個羣衆性的超產運動的熱潮，使農業在特大旱澇蟲害的襲擊下，仍能實現大躍進。
12月8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全國文化工作會議。會議認爲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仍是文學藝術上的主要危險，其主要表現是以人性論反對階級論，以人道主義反對革命鬥爭；並強調所謂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文學藝術在當前的消極作用。會議還錯誤地提出必須開展一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文學藝術的運動，批判修正主義，批判19世紀歐洲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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