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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9日，周恩來在上海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爲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於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嚴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貿易和堅決打擊投機倒把、1963年國民經濟計劃和中小學工作條例等問題。會上，毛澤東介紹了湖南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及河北保定地區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物、清理工分(簡稱“四清”)的經驗，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督促各地注意階級鬥爭和社會主義教育問題。
3月1日，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要求在縣以上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有領導有步驟地開展這個運動。從此，“五反”運動在全國部分城市逐步展開。
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隨後，全國開展了學習雷鋒的活動，使解放後形成的良好社會風尚，在克服困難和挫折的過程中，得到了繼續發揚。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全國各地，不論城鄉，一律停止演出“鬼戲”。5月6日、7日，《文匯報》發表《“有鬼無害”論》，點名批判了孟超的劇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從此，開始在報刊上對文藝學術界代表人物的過火的批判。
4月12日至5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先後訪問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和越南，加強了中國同這些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9月15日至27日，劉少奇主席訪問朝鮮，進一步加強了中朝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偉大團結。
4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文藝工作會議。會上，就柯慶施提出的所謂“寫13年”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周揚等多數人在發言中指出：“寫13年”這個口號有片面性，批駁了那種認爲只有寫社會主義時期的生活纔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錯誤論調。張春橋進行了無理辯解。
5月2日至12日，毛澤東在抗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大區書記參加的小型會議，討論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問題。這次會議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10條》)。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爲指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予以發佈。《前10條》對我國形勢作了“左”的估計，認爲“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要求“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開展大規模的羣衆運動，打退資本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進攻。會後，各地重新訓練幹部，進行試點，爲大規模地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準備。
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在會談期間，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就中蘇兩黨關係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全面攻擊中國共產黨。爲了回答蘇共的攻擊，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聯名發表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中蘇兩黨關係急劇惡化起來。
7月2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勞動部關於1963年工資工作安排意見的報告》，在國民經濟開展全面好轉的情況下，決定拿出11億元，爲40%的職工調整工資。
7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陝西省委宣傳部《關於陝西地區思想戰線上階級鬥爭形勢和我們的意見的報告》。中央指出：“當前國內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在思想戰線上，在教育、理論、科學、文化、報紙、刊物、廣播、出版、衛生、體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現。”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轉中央精簡小組《關於精減任務完成情況和結束精減工作的意見的報告》中，宣佈這一工作基本結束。據統計，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國職工減少了1887萬人，城鎮人口減少了2600萬人，吃商品糧人數減少了2800萬人。《報告》指出：“由於大量地減少了職工、城鎮人口和吃商品糧的人口，加強了農業戰線，減少了工資開支，減少了糧食銷量，提高了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對於改善城鄉關係、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會議討論了農村工作、1964年國民經濟計劃等問題，並着重討論了工業發展的方針問題。會議確定，從本年起，再用3年時間，繼續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作爲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1962年)到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年——1970年)之間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主要是工業的各個部門，要認真做好提高質量，增加品種，填平補齊，成龍配套的工作；並要搞好設備更新和專業化協作。這個決定對經濟調整工作有重要意義。在這一方針指引下，會議提出了1964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會議制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簡稱《後10條》)。《後10條》一方面強調“以階級鬥爭爲綱”，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團結95%以上的農民羣衆和農村幹部的重要性，規定了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以及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等基本正確的政策。此後，各地在試點的基礎上，在部分縣、社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9月16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召開第二次城市工作會議。會議提出當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繼續做好工農的調整工作，進一步確定企業的發展方向、生產規模和協作關係，加強設備和廠房的維修，加強科學技術研究，改善企業的經營管理；努力做好商業工作，要按經濟區劃合理地組織商品流通，更好地爲生產和生活服務；大力發展城市郊區的農副業生產，建立副食品生產基地，保證城市副食品供應；加強房屋和其他市政設施的維修，在工廠中，要解決廢水、廢氣和廢渣的處理和利用問題；積極開展計劃生育，爭取在3年調整時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二十以下。
9月，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寫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的研究報告。隨後即在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講了這個問題，他大聲疾呼要抓企業利潤，反對不計成本、不講效益的企業管理制度。他的這個觀點被說成是修正主義的經濟觀點，當即遭到康生、陳伯達組織的批判和圍攻。孫冶方一直堅持自己的正確觀點。康生對他進行政治陷害，派“四清”工作隊進駐該研究所，搞所謂孫冶方與張聞天(張當時是該所的特邀研究員)的“反黨聯盟問題”。把孫冶方打成該所“反黨聯盟”的頭目。罷了孫的官，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11月17日至12月3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聽取了李富春、李先念代表國務院所作的關於國民經濟計劃和國家預算的報告。周恩來作了重要講話。針對蘇聯施加的經濟壓力，會議着重指出了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中堅持自力更生方針的重大意義。
12月2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原則批准了中央科學小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黨組關於1963—1972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報告、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和科學技術事業規劃。規劃總的要求是：動員和組織全國的科學技術力量，自力更生地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性的科學技術問題，迅速壯大又紅又專的科學技術隊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學技術，力爭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部的一個內部刊物上對文藝界寫了一個不切實際的批語，說：文藝界的“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又說：“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隨後，根據這個批語，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及其所屬各協會開始整風。
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訪問阿聯(即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當時包括埃及和敘利亞，這次訪問了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阿爾巴尼亞、突尼斯、加納、馬裏、幾內亞、蘇丹、埃塞俄比亞、索馬里、緬甸、巴基斯坦、錫蘭(今斯里蘭卡)等14個國家，增進了中國同亞非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加強了中國人民同亞非人民之間的友誼和團結。在訪問索馬里期間，周恩來總理宣佈了中國政府對外提供經濟援助一貫根據平等互利、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和獨立、儘量減少受援國的負擔、幫助受援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經濟上獨立發展的道路等八項原則。
12月25日，新華社報道，我國石油產品已經達到基本自給。這是我國自力更生地進行經濟建設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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