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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北京召開了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中心是研究如何貫徹執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謂“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在會議前後，林彪、康生利用廣大人民羣衆崇敬領袖的感情，鼓吹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等等，竭力宣揚對毛澤東的神化。
2月3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爲《永遠突出政治》的社論。此後到4月5日止，該報又接連發表了反覆論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論。這些社論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質的成果”等宣揚政治決定一切的觀點。在這以後，從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報》也發表3篇論述突出政治的社論，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強調“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落實到業務上，與業務密切結合。”隨後不久，《人民日報》的社論受到批判，被指責爲“二元論”。
2月7日，以彭真爲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向中共中央提出《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提綱》試圖對學術討論中“左”的偏向加以適當的限制，並指出：“討論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提綱》發出以前，彭真曾當面向毛澤東彙報請示，毛澤東問了一些問題，但沒有說不同意發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並轉發了這個《提綱》。但隨後不久，這個提綱就爲毛澤東所否定和批判。
3月8日，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有30個人民公社，34萬人受災。但由於事先作了預報，沒有造成重大的人員傷亡。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立即動員、組織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開展救災工作。周恩來在餘震未息的情況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親臨震中地區，慰問受災羣衆，指導救災工作。在黨的領導和人民解放軍的大力支援下，災區人民很快戰勝了困難，重建家園，恢復了生產。
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嚴厲指責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說吳晗、翦伯贊是學閥，上面還有包庇他們的大黨閥(指彭真)，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擔任寫稿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毛澤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說各地應多出一些孫悟空，大鬧天宮。毛澤東的這一談話，預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日益迫近。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個紀要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軍的四個人，就部隊文藝工作問題進行座談之後寫成的。3月19日，經過毛澤東的修改和同意之後，江青將座談紀要送給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報送中共中央審批。《紀要》完全抹殺建國以來文藝界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績，誣衊建國以來文藝界“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紀要》聲稱：“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這個《紀要》反映了毛澤東對文化領域階級鬥爭形勢的嚴重估計和他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決心。這個《紀要》制定的經過，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的互相勾結進行篡黨奪權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開座談會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說“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要把江青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而江青則說，要請“無產階級專政的‘尊神’”，來“攻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圖利用人民解放軍的力量，來篡黨奪權。這個《紀要》的炮製，標誌着林彪和江青勾結起來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壞活動的開始。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毛澤東當時在外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錯誤地批判了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反黨錯誤”，並決定停止和撤銷他們的職務。16日，會議通過由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通知》說，“中央決定撤銷1966年2月12日批轉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撤銷原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任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因爲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爲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對他們的鬥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這些從“左”的觀點出發，混淆敵我，嚴重脫離實際的要求和估計，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18日，林彪在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他別有用心地頌揚毛澤東的“個人天才”，大造我們黨中央內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的離奇謊言，製造恐怖氣氛。這次會議標誌着“左”傾方針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
5月7日，毛澤東看了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簡稱《五·七指示》)。在這個指示中，毛澤東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要辦成“一個大學校”，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也要批判資產階級”。毛澤東還指出：“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澤東要在全國每一個基層單位“批判資產階級”的“左”傾思想，並表現了他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錯誤態度。這個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廣爲推行，在許多方面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等，組員有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這個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爲“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
5月31日，經毛澤東批准，陳伯達率領工作組到人民日報社奪權，“掌握報紙的每天版面，同時指導新華社和廣播電臺的對外新聞”。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羣衆起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寫的誣陷、攻擊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張大字報，經毛澤東批准，向全國廣播。4日，《人民日報》公佈中共中央關於改組北京市委的決定。同時發表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派工作組領導“文化大革命”。在這些事件的影響下，各地青年學生首先響應號召，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發生了許多混亂現象。
6月初，中共中央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決定向北京市大學和中學派出工作組，領導各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後，許多省、市相繼向大專院校(包括部分中學)派出工作組。3日，中共中央擬定了《八條指示》，提出要“內外有別”、“注意保密”、“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示威遊行”、“不要搞大規模聲討會”、“不要包圍黑幫住宅”等要求，力圖使混亂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說：“鑑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製度的框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決定1966年高等學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遲半年進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決定“從今年起，高等學校招生，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辦法”。並指出：“高等學校選拔新生，必須堅持政治第一的原則”，“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這兩項通知由於“停課鬧革命”，當時並沒有得到執行。
6月16日，《人民日報》報道了南京大學發生的所謂“鎮壓革命羣衆運動的反革命事件”，並發表社論。宣稱“文化大革命”對於一些部門和單位來說，“是一個奪權的鬥爭，是一個變資產階級專政爲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號召“必須採取徹底革命的辦法，必須把一切牛鬼蛇神統統揪出來，把他們鬥臭、鬥垮、鬥倒”。
6月18日，北京大學發生了揪鬥40多名黨團幹部、教師、學生的亂打亂鬥事件。20日，劉少奇將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亂打亂鬥事件的簡報轉發全國，認爲：“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以後，轉發簡報這件事被江青說成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事件。
7月2日，根據劉少奇、鄧小平的請示信，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這些企業單位要在保證完成生產任務的條件下，結合四清運動，分期分批開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應注意到工礦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必須保證完成國家任務的特點”，“工交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包括設計、施工單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按照《23條》的規定，按照各地原來確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2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工交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補充通知》，再次強調指出：“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點是文教部門和黨政機關”。“在縣以下單位、基本建設單位、設計單位以及科研單位，應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分期分批進行。”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回到北京。他在聽取有關工作組的彙報後，於25日在接見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開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鄧小平、周恩來在先後的講話中，都說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劉少奇在講話中說：“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在這次會上，宣佈撤銷所有工作組。稍後，工作組被毛澤東指責爲犯方向、路線錯誤，派出工作組被指責爲“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階級革命”。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傳部已經改組，陶鑄任部長，陳伯達任顧問(仍掛副部長名義)。當時，原中央宣傳部連同前已改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誣稱爲“三舊” 。
8月1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負責人，中央文化小組的成員，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首都高等學校“革命師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會議。在4日舉行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派工作組提出更加嚴厲的指責。他說：“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責自6月上旬派工作組以來的“50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站在反動資產階級立場，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雖未點名，但明顯地主要針對劉少奇。8月，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16條》)。《16條》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又說：“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要“‘敢’字當頭”，“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選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爲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林彪名列第二位，成爲毛澤東的接班人。全會沒有選舉中央副主席，但會後不久，林彪又被宣佈爲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個會議相繼通過的《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及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這些錯誤決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的災難。
8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認爲他們的行動“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向他們“表示熱烈的支持”，並說：“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採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同時，毛澤東要求他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從此，紅衛兵運動遍及全國。18日，毛澤東等在天安門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羣衆和紅衛兵。紅衛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動下，以破“四舊”(即所謂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爲名，盲目地焚燒古典著作，搗毀文物字畫，破壞名勝古蹟。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代表和革命教職工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隨即開始全國性的大串連。到11月下旬，毛澤東先後8次在北京接見了1100多萬師生和紅衛兵。紅衛兵在全國到處鼓動“造反”，揪鬥所謂“走資派”，搞亂了地方各級黨委。
9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試圖對農村的動亂加以限制。規定指出“縣以下各級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結合進行”，“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連，不參加縣以下各級的辯論。縣以下各級幹部和公社社員，也不要外出串連”。同日，中共中央還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工業、農業、交通、財貿部門“立即加強或組成各級指揮機構”，保證生產、建設、科學研究等工作的“正常進行”；職工“應當堅守崗位”，“職工的文化革命，放在業餘時間去搞”；“紅衛兵和革命學生不要進入那些工礦企業、科學研究、設計事業單位去串連”。
10月5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根據林彪建議發出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中共中央把這一緊急指示轉發全黨。從這以後，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以外，各級黨委陷於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
10月9日至28日，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陳伯達作題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大肆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講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羣衆、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掀起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從12月開始，全國各地組織遊行，公開喊出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張春橋、姚文元煽動上海“造反派”組織“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爲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們要奪權”。10日，“工總司”以赴京上告爲由，聚集到上海郊區的安亭火車站，企圖強行登車北上。當上海市委派人勸阻時，王洪文指揮臥軌攔車，阻斷滬寧鐵路交通30多個小時。張春橋代表中央文革前往處理“安亭事件”。他撇開上海市委，簽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項要求，承認王洪文等製造事端是“革命行動”，並要上海市長公開檢查錯誤。
11月16日，黨中央指示由谷牧、餘秋裏主持召開五部(冶金、水電、鐵道、化工、機械)、七市(京、滬、津、沈、哈、漢、穗)及各大區有關負責同志參加的工業交通座談會，討論工交企業“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在發言中，對工交戰線17年的成績作了充分肯定；主張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對全面鋪開；不贊成在工人中建立聯合造反組織和在工交企業間開展串連；要求正確處理好革命和生產的關係。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工交座談會情況彙報並討論通過《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10條規定》(簡稱《工業10條》)。林彪在會上說：“這次工交會議開了20多天，會議開得不好，是錯誤的，思想很不對頭。”他說：“劉、鄧不僅是50天的問題，而是10年、20年的問題。工交戰線受劉、鄧的影響很大。”他還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對全黨的批判運動，批判幹部的運動。”會議最後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對陶鑄發動突然襲擊，指責陶鑄堅持抓生產是用生產壓革命。會議一致通過經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業10條》。
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10條規定》(草案)。其中規定：“8小時工作以外的時間，除了每週一次討論生產問題外，都由羣衆自己商量安排，進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羣衆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組織的權利。”工人羣衆和工人羣衆組織之間，“可以在業餘時間，在本市革命串連，交流文化革命經驗。”“學生可以有計劃地到廠礦，在工人業餘時間進行革命串連……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學校進行革命串連。”這個文件的下達，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及全國工交財貿各部門的基層單位。
12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動亂推廣到農村。《指示》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領導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是貧下中農文化革命委員會，由貧下中農大會民主選舉產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發展以貧下中農青少年爲骨幹的紅衛兵。”“農村文化大革命，也要採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在隊與隊之間，社與社之間，可以利用生產的空閒時間，進行串連。還可以組織一批革命學生下鄉串連”。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紅衛兵前往四川，將不久前擔任三線建設副總指揮的彭德懷綁架回北京監押批鬥。彭德懷在監押期間，因遭受輪番批鬥和人身摧殘，造成嚴重內傷，於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30日，在張春橋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製造了有10多萬人參加的武鬥流血事件(即圍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後，張春橋毫不掩飾地說：“我們打電話叫造反派趕快參加戰鬥。這次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癱瘓了，垮了。講話沒有人聽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國大規模武鬥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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