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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泉即將於今年9月卸任。我們最關心的是，他的繼任者會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中日關係。筆者認爲，小泉內閣對華政策的“感性化”有望得到改變，而中日關係的改善，也將從日本政治的這種“理性迴歸”開始起步。雖然這種理性政治的迴歸，並不必然意味着中日關係的改善，但卻構成了中日對話的基礎。
小泉即將於今年9月卸任。我們最關心的是，他的繼任者會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中日關係。在這裏，筆者想用一種迂迴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即通過和讀者一起分析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來揣測中日關係改善的空間。筆者認爲，小泉內閣對華政策的“感性化”有望得到改變，而中日關係的改善，也將從日本政治的這種“理性迴歸”開始起步。
先說小泉的“感性政治”。借用某日本評論員的話，“小泉時代”的最大特徵，就是“淺顯易懂的情緒擠佔了重要的推理”，政治傾向變得簡單、平面並缺乏哲學邏輯，滿足民衆和媒體的“獵奇心理”成了政治家的首要任務。爲什麼會這樣？原因有兩點：
第一，“民衆政治”與國家決策過分親密。小泉之前的自民黨總裁選舉，曾因暗箱操作、缺少民衆參與而被各界詬病。2001年自民黨的選舉制度改革，擴大了民衆的政治參與及其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小泉藉此上臺，並避免了“短命內閣”的厄運而獲得連任。在獲取大衆歡呼方面，小泉既是天才，又樂此不疲，其結果是導致國家決策與民衆政治過分親密，日本的對華政策也在此過程中被“感性化”。
第二，外界的劇變使日本無所適從。“9·11”美國遭襲及朝核危機使民衆感覺災難即在眼前，日本對外界威脅變得異常敏感。而此時，日本又以最短的時空距離、最切近地面對着中國崛起帶來的變化，面對這些變化似乎無所適從。中日關係的惡化，既有小泉的個人因素，也有政治互動方式變化的原因，更與這種對華心態的失衡密不可分。
小泉的“感性政治”，雖然迎合了審美的需要，卻損害了日本的國家利益。中日關係交惡，不僅使日本在亞洲影響力下降，而且還降低了其在美國戰略中的身價，削弱了日美同盟的基礎，是日本外交的全盤失敗。目前日本各界對中日關係的反思，正是對小泉感性政治的糾正以及向“理性政治”的逐步迴歸。筆者對這一“理性迴歸”進程持樂觀態度，因爲這一轉變具有可靠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一位日本學者曾說，日本過去對亞洲國家十分謙遜，是因爲日本在亞洲佔據主導地位。“失去的十年”扭曲了日本的心態，內有頹廢的經濟，外有崛起的中國，使日本民衆的心態進一步失衡，日本已經不再有謙遜的“資本”，於是說出了以前不敢說的話，做了以前不願做的事。若果真如此，那麼如今由體制改革和內需拉動的、已持續50多個月的經濟增長，則完全應該部分地撫平日本民衆的心理創傷。在經歷了躁動和不安之後，日本也有理由對中國崛起給予一個更全面、冷靜和客觀的評估。
同時，內外部的輿論開始發揮校正作用。極端的觀點平時總是被炒得最響，而“基本盤”只有在關鍵時刻才發揮作用。日本政治中的基本盤仍然是和平主義，這一點從各界對小泉參靖的批評中便可以看出。正是這種“基本盤”的凸顯，才使安倍晉三和福田康夫等首相候選人均表達了改善中日關係的願望。而中國等亞洲國家以及美國對日本的期待，也構成了促使日本反思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雖然這種理性政治的迴歸，並不必然意味着中日關係的改善，但卻構成了中日對話的基礎。對於兩國的決策者和民衆來講，認識到這個轉變進程非常重要。因爲，“中日關係能好到哪裏去”這一議題，並不是一個已有定數的現成答案，而是一個雙方共同塑造的未定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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