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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們每個人都爲農民工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也許他們的境遇會改善一些，他們的生存空間會寬敞一些
如果不是權威媒體的言之鑿鑿，我們很難相信這樣的悲劇會在身邊真實上演——由於沒有能力支付1859元醫藥費，來自江西的農民工吳方華、陳愛華夫婦在福州跳江自盡。
1859元，在有些人看來，它不過是一桌飯錢，是一晚歌廳裏休閒的消費，是一場音樂會的VIP票。但在吳方華夫婦，它卻成了壓斷生命之樹的最後一根稻草。在土地欠豐、流浪打工的艱難、打工收入被拖欠、家庭入不敷出的壓力之下，病痛和長期積壓的生活苦痛以及對命運不公的不甘，都齊齊被這無法籌措的1859元醫療費激發出來，最終將一對正值盛年的農民工夫婦逼上了黃泉路。
如果吳方華夫婦自殺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我們或許會將這悲劇歸咎於他們的脆弱和不理智。但遺憾的是，吳方華夫婦並不是第一個以死來和命運抗爭的人。在這之前，有醫療重壓之下浙江台州的“活人送進殯儀館”事件，而農民工因“討薪”無望自殺也早已不是新聞。吳方華夫婦不過是這些無數絕望了的小人物中的一對，他們心中的苦痛和不甘，也是這些無數絕望了或者正在絕望的邊緣遊走着的小人物們的苦痛和不甘。
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爲農民工們是最有忍耐力的一羣。以爲承擔了多年來二元結構社會的不公的他們，同樣能夠承擔巨大城鄉差異之下的生活重壓——農民工們不敢看病，因爲他們看不起病，他們既沒有被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也不受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的照護；農民工們不敢維權，因爲他們無法維權，他們不是城市工會組織的一員，也遠離鄉村宗族社會的保護；農民工的孩子上不了好學校，因爲他們沒有城市戶口，儘管他們在爲這個城市服務，但要和城市的孩子在一間教室裏讀書，除了要承擔高額的學費，他們還必須學會忍受歧視的目光。
是的，歧視的目光。它閃爍着，在企業的招工手冊，在城市的管理條例，在地方政府的法規，在城市人的生活哲學裏……久而久之，他們的生命也被視爲廉價。
但是，農民工們究竟能揹負多少不公？吳方華們默默承受着社會不公所導致的艱難生活——他們從一個城市輾轉到另一個城市，他們超負荷工作，他們省吃儉用、想盡辦法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那是因爲他們希望總有一天，他們會從不公正待遇的重壓下走出來。
現在，吳方華們不再沉默，他們以死亡來逃避無法再擔負的生活重壓。在這樣沉重的命題面前，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我們每個人都爲農民工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也許他們的境遇會改善一些，他們的生存空間會寬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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